明代的座主是一个有份量的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於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可当企业的CEO,即便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於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於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於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嫌隙甚至仇恨来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着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於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於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於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玘,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於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於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玘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於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玘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玘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了,赶紧回他的湖南老家去。这首诗是不是罗玘写的,已不得而知。
不过,信也罢,诗也罢,罗玘对座主的态度,是激烈而非极端。过后六十年,刘台弹劾座主张居正,就没有罗玘那么温文尔雅了。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张居正,名符其实的座主。
张居正於隆庆六年(1572)六月当上内阁首辅,提拔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刘台幸运地被张居正选中,由刑部主事升任监察御史巡按辽东。这对於一个入仕才两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晋升。此时的刘台,对张居正这个座主可谓感激涕零。但是,到了万历三年,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
那一年秋天,辽东总兵李成梁对蒙古作战取得胜利。刘台抢先向朝廷奏捷。按规矩,奏捷的事应由巡抚和总兵联合上疏,巡按没有奏捷的权利。刘台出於私心上奏,有邀功之嫌。他的奏章送达京城后,张居正看了很生气,便去信将他训斥了一顿。
斯时万历新政刚刚展开,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管理甚严。刘台奏捷邀功,虽非原则性问题,但在这种大前提下,张居正将他当作典型申斥,其意图是让士林看到他整饬吏治的决心。
收到张居正的申斥信后,刘台感到没有面子,大概年轻气盛,不思后路,竟轻率地作出了反抗的决定。万历四年的正月,刘台写了一道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呈给神宗皇帝。
这篇弹章一开头就气势汹汹: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亦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
接着,刘台列出了张居正擅作威福的五条罪状:(1)两面三刀,驱逐高拱;(2)违背生不称公、死不封王的祖制,给成国公朱希忠赠以王爵;(3)降黜与己政见不合的言官;(4)任用张四维、张澣等私人;(5)接受边鄙武臣的贿赂。
张居正自担任首辅以来,得到了李太后与神宗皇帝母子二人的绝对信任,各方面的改革亦进展顺利,他在朝野之间的威望,也远胜过了前面的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一连五位首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刘台的奏疏到京,在朝廷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作为当事人的张居正,更是震怒异常。
前面讲过,明朝门生与座主闹别扭,见诸文字的,刘台之前,只有一个罗玘。但罗玘只是规劝李西涯,尚没有将矛盾公开化。刘台这次却是公开弹劾座主,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首例。因此张居正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当即向皇上写了辞呈,说了我朝开国以来,未有门生弹劾座主,臣深感羞耻,唯有去职以表明心迹这样的话。神宗皇帝当然不会让张居正辞官,而是下旨着锦衣卫将刘台押解进京,榜掠之后,逐回老家江西安福,削职为民。
刘台这件事做得太绝,张居正虽然表面上劝皇上不要给刘台太过严厉的惩罚,但心中却对这个忤逆的门生恨之入骨。底下人看出张居正的真实心境,於是又编织罪名,再将刘台撩淬充军到偏远的贵州都匀卫。万历十年,当张居正病死在任上的当天,刘台也在撩淬地病死。这一对终生都不肯互相原谅的门生与座主,在同一天死亡,或许也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