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国宰相虞允文，一个被后世所夸大的人物

导言公元1165年，南宋改元乾道。南宋改元使得宋金之间连续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走向和平。但是这和平对于宋金双方来说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金世宗从海陵王时期灭宋的立场后退，实现“南北和好”；宋孝宗的用兵愿望也暂时搁置，偏安再次成为定局。

和议签订之后，宋孝宗就开始反悔，认为和议不可靠，金国人随时有可能撕毁和议再次南下。因此宋孝宗打算积蓄力量打算进行二次北伐恢复中原。宋孝宗恢复决心很大，但是朝中主和派居多，而主战派的都是一些夸夸其谈之徒。宋孝宗的决策往往受到他人的牵制不能实施。

在这种情况之下，宋孝宗决定重新启用在之前采石之战中力挽狂澜的四川宣抚使虞允文为右仆射（管理军事的长官），不久又担任枢密使。宋孝宗希望凭藉虞允文的能力辅助自己实现恢复中原的梦想。但是通过了解虞允文在这期间言行举止，我们可以看到虞允文此人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强兵富国之术，而是大做表面文章，摆出一副恢复的姿态。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描述。

一、派遣使者出使金国，希望劝说金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岂料自欺欺人被金国人打脸隆兴和议”与之前相比，金人虽然作出了一定让步，但基本上仍然维持了以前的成果，特别是所侵占的土地，几乎一寸未归还。使得宋孝宗为恢复中原的目标遭到彻底破灭，心中愤愤不平。同时，孝宗从符离之战的失败中也深感南宋军事力量的弱小，要想从金人手中夺回失地，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何况宋、金和议并不可靠，金朝有可能撕毁和议，再次发动南侵。因此，他希望在虞允文的主持下，壮大军事力量，改变南宋的屈辱地位，进而收复北方失地。在军事准备尚未完成之前，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自己的部分目的。

虞允文像

虞允文担任宰相之后，就与宋孝宗商议要求派遣使者向金国要求归还河南之地，并且按照这个方法开始做了。使者见到金世宗后，要求金国归还河南陵寝之地。河南陵寝是北宋诸位皇帝的坟墓所在之地，现在被金国占领，使者希望金世宗能将这陵寝之地还给南宋，让南宋能去祭拜。说白了就想要在金国境内开一个属于南宋的特区。

显然南宋就是想找茬，想让金国方面首先沉不住气。金世宗可不傻，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嘛，直接拒绝。但是使者反复无理取闹，金世宗也有些火了，但是为了保持矜持说道：“土地是不能还给你们的。不过这样吧，为了表示我们两国和好的诚意，我派三十万人马帮你们把祖坟迁到南方去吧。”

他这话一说，宋孝宗哪里敢接招，让这三十万金兵南下迁坟？开玩笑，于是赶忙说：“算了，算了，这个坟就不用迁了。”结果土地没要成，反倒提高了金国的警惕，马上加强了防备。

对于这一次遣使闹剧，辛弃疾就这样评价道：

“吾之胜在于攻无备、出不意，吾则捐金以告之：“吾将与汝战也。”可乎！

辛弃疾认为，像这样派遣使者要求归还祖坟地的的行为，就是向敌人泄露用兵机密的白痴行为。虞允文本打算假借奉祀陵寝为名，幻想敌人自动归还河南地，不仅给了敌人以反击的借口，还在道义上，在外交上使自己陷于被动。遣使的失败，说明这是一次轻率鲁莽之举，是外交的耻辱，对南宋恢复事业的不利影响极为明显。

所以说在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子上根本就别想得到。而虞允文这样做一方面心存侥幸，以为金国人会自动放弃河南之地。结果暴露了自己的用兵意图，以挑起争端，将宋金两国推入战争中而不考虑后果。当宋孝宗决定单方面用兵的时候，虞允文又推三阻四的，不肯响应，使得宋孝宗空有恢复中原的愿望而无法落实。

二、荐举一批海内外知名人士到朝中任职，希望藉此提高其声望，实际上刚愎自用，不听人言，排除异己在外交方面上的努力不成功，加深了虞允文的危机感。虽然虞允文入朝后，设立了一个记载人才的名录叫《材馆录》，把一大批知名人士如汪应辰、胡铨、梁克家、陈居仁、朱熹、张栻等网罗进来，其中就有辛弃疾在内。然而，他的一些举措，除得到其门徒等人的支持外，大多数朝臣都持批评态度。

虞允文曾经怂恿陈居仁言用兵，陈居仁回复说:“若徒为大言，终必无成。幸成，亦旋败。”朱熹批评遣使是“纰缪倒置，有损无益”，并以“素论不同”，坚不奉召入朝。在“举朝皆以为非计”的情势下，宋孝宗、虞允文疏远朝臣，亲信小人，许多朝臣因反对而得罪去朝。

虞允文入朝的时候，宋孝宗任命陈俊卿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虞允文提出遣使前往金朝索回北宋诸帝的陵墓寝庙，陈俊卿在孝宗面前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又亲自写疏反对此举。但是宋孝宗不听人言，罢免坚持反对意见的陈俊卿，又以“不忠不孝”贬逐另一反对遣使的吏部尚书陈良祐。派遣范成大为使者出使。范成大抵金后，不但未能讨回一寸土地，反而暴露了南宋用兵的意图，以至于金世宗说出了三十万金兵南下迁坟。

主战派张浚之子张栻，他并不赞同立即北伐， 而是要整顿内部

吏部侍郎兼权起居郎张栻是原来主战派张浚的儿子，虞允文原来以为张栻一定会和自己志同道合，故而“数遣人致殷勤”。不料张栻一反其父的抗金立场，不仅拒绝与虞允文交往，反而上书孝宗，反对要求归还河南陵寝之地这荒唐行为，更反对进行北伐战争。

有一次，孝宗问张栻有关金朝的情况，张栻回答不知，孝宗告诉他，金朝饥慬连年，盗贼四起，正是对其用兵的时机。张栻道:“金人之事，我虽不知，但境内之事，却很清楚。”于是张栻向孝宗讲述了南宋境内民贫、兵弱、财匮、官吏腐败，不可倚赖的情况，认为“正使彼实可图，臣惧我之未足以图彼也”。张栻这番话，无疑给孝宗的再次北伐浇了一盆冷水，听后“默然久之”。

张栻当时的说法也不能算错，毕竟南宋自完颜亮南下攻打之后连年战争已经国弱民贫了，哪里还有继续北伐的资本啊。张栻就向宋孝宗提出明大义、植根本、致富强为恢复之道，宋孝宗也听后以为“前始未闻此论也”。至此以后，张栻与虞允文在恢复问题上的分歧几乎势同水火。

其实张栻这个慎重也没错，打有准备的仗，以保证抗金战争最后完全胜利。张栻的恢复之说深得宋孝宗肯定，当宋孝宗准备采纳张栻的主张时，虞允文等却以阴谋手段合中外之力把张栻排斥出朝，可见虞允文也并非度量很大的长者，其刚愎自用的本性显露无疑。

辛弃疾上疏虞允文，一直石沉大海

辛弃疾曾致书虞允文，上的《九议》给宋孝宗和虞允文的北伐提供对策。辛弃疾在《九议》中的一篇，对恢复大计的建议，“其详可次第讲闻也”。作为宰相的虞允文在读过《九议》之后，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我们虽不得而知，然而并没有采纳其各项建议的任何迹象，却是事实。《九议》没有在虞允文那里换回预期的反响，自然就不会有“次第讲闻”之事了。

《对于《九议》论战著作不被采纳，《宋史》描述是因讲和方定之故。实际上却并非由于议和。在宋孝宗和虞允文竭力鼓吹用兵之际，《九议》论战，不正是他们之所需要吗?问题在于《九议》所提出的恢复大计，完全不同于宋孝宗和虞允文的一贯主张，而《九议》各篇章针对虞允文入相后的言论举措，随时给予不留情面的批评。怎么能指望虞允文采纳《九议》的主张呢？

辛弃疾在司农寺簿任上两年未尝升迁，接着便被派往边地任守臣，这和张栻的遭遇大致相仿。对于此段经历，晚年的辛弃疾曾感叹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三、制订了一个东西两路出兵夺取河南的所谓用兵计划，实际上是乱弹琴乾道八年（1172年）九月，虞允文罢相。再次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宋孝宗给了予虞允文极大的礼遇。史书上如此说道：

“…亲酌卮酒赐之，俾即殿门乘马持节而出…上渝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负朕。”

在古代皇帝卮酒赐之和乘马持节而出石非常高的待遇了，可见宋孝宗对虞允文的信任程度。君臣二人制定了一个东西两路同时进兵攻打河南之地战略，说实话这个战略非常扯淡。我们看中国地形图可以发现，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由山地高原到平原的转换。

河南在中国的位置图，其一马平川的地理形势注定了这里不是首攻的方向

河南是中国最中部的一个省份，处于华北平原地区，这里地势平坦除了在西部和北部有一些山地为河南提供了少许防御加成，中部和东侧的大量平原，让这里四面受敌，易攻难守很容易被大军扫荡。

历史上南朝宋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就是在河南折戟，最后惨败而归。宋文帝对这次北伐行动十分后悔，以至于“北顾涕交流”。之前隆兴北伐就进攻河南的战略失败了，这一次虞允文和宋孝宗反而没吸取教训又想重蹈覆辙。

河南是宋朝立国的地方，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汴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和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都在河南地区。不仅如此，河南还是北宋历代皇帝的陵寝之地，所以南宋对于河南之地非常的重视。自建炎南渡之后，南宋当局都把收复河南和陕西作为恢复中原的终极目标。所以，南宋所谓的“主战派”历来的议论也都集中在这一地区上的得失。

河南是北宋帝王陵寝之地，图为河南巩义的宋陵

南宋对此地重视，金国也没放松，宋金战争爆发之后，双方在河南之地进行了多次的战斗。除了岳飞第四次北伐之外，南宋与金国在河南之地的战斗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金国也完全清楚南宋的战略意图，就在河南一带屯聚重兵。而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面对以骑兵为主的金国军队在河南这片平原地带上打仗根本就没有什么优势，一旦失败就被打得全军覆没。

辛弃疾就严厉批评这个用兵河南的军事计划，认为就是送羊入虎口，“其败可立待也”。我们看后来南宋开禧北伐以及端平入洛行动都在河南进兵，结果遭遇惨败的事情也证明辛弃疾的这个比喻是完全正确的。

虞允文到四川一年，一直没有出兵动作，宋孝宗多次催促虞允文出兵。虞允文以时机未到为由坚决不出兵。由于四川不出兵，宋孝宗无法实施东西并出取河南的企图，眼看酝酿筹划达数年之久的用兵计划便落个徒劳无益的失败结局。最后宋孝宗急了逼着虞允文出兵，于是虞允文四处奔波，结果病死于淳熙元年(1174)的二月。

点评虞允文入相，迎合宋孝宗，一时恢复之说大行。实际上虞允文此人也是名副其实，跟张浚是一类人。虞允文入相以后的言行，如其鼓唱用兵，一事无成等情节，同此前的宰执张浚并无不同。

在后世的言论中，虞允文并未招致类似张浚的败绩而痛遭诋毁。相反，他却因采石之战的胜利受到称许，以致种种缺失都被掩盖起来。在虚夸、浮躁大言和缺少军事谋略方面，虞允文与张浚并无不同。

虞允文晚年事迹，举措多轻率任性。他既主张从四川出兵关中，会同淮北之师取河南，在方略上说服了宋孝宗，自当在大用之后实施其计划。经多年经营，在宋孝宗准备与之一同举兵时，又背信弃义，以军须未备而按兵不动?典型的出尔反尔。所以他死后，宋孝宗“甚衔之”，说出了“国朝以来过于忠厚，宰相而误国者，大将而败军师者，皆未尝诛戮”的话。

做为南宋恢复意愿最强的皇帝，在内外交困中宋孝宗逐渐消沉，最终失去了恢复中原的雄心

宋孝宗是南宋恢复意愿最大的皇帝，宋孝宗念念不忘的就是恢复中原洗雪靖康之耻。在虞允文死后以及其他方面的打击之下，宋孝宗也日渐消沉，而热衷于“球马之细娱”，最终放弃了对金人用兵的计划。当时，尽管有叶适、陈亮、辛弃疾等人多次上书孝宗，力陈恢复大计，但都没有被他采纳。

于是，南宋整个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又恢复到了“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状态，忘记了“靖康之变”带来的耻辱。太学生林升目睹这种状况后，作诗讽刺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临安图

当时前往临安府去的士子，总要在西湖南边的白塔桥边买一张标有赴临安府的道路和驿站等位置的里程图，这种图被称为“地经”，又有作诗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讽刺当时不知道北上收复中原，却热衷买京城的旅游图。

以上诗词，反映了一些有识之士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事业，对统治者安于现状的强烈不满。孝宗后期，宋金关系虽然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南宋的国势却一天天地走向衰落。

参考资料

《宋史》

《南宋文人与党争》

《宋史纪事本末》

《南宋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