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的长城观念

《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

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而且在其修筑之后，北方民族南下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是促其西迁，掀起一波一波征服浪潮的重要因素，从而相应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长城修筑之后，因其建筑宏伟和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中国本土获得广泛关注，在异域地区也成为其他文明了解中国文明的切入点。从世界其他地区对于长城的记载来看，他们对于长城的看法与评价，呈现出因时代变迁与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特征。可见，在客观的长城修筑、防御史之外，另有一条关于长城的主观认知的历史，可称之为“长城观念史”，这一历史与长城的客观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长城记忆中，对于长城记载最多、最为系统的是中国本土，其次是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主要是“大航海时代”后耶稣会士对于长城的诸多记述，再者就是朝鲜半岛，主要是明清时期燕行使的记述。

明清时期，不断出使北京的朝鲜燕行使，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为向朝鲜政权汇报中国情况，对沿途见闻大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这之中，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不仅因其雄伟壮观给燕行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长城在明朝与蒙古、女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吸引了燕行使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燕行录中的重要内容，燕行录也因之成为域外长城史料的最大载体。燕行录不仅具体记述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基本格局，而且细致描写了清代该区域长城的保存与破坏状况，对于深入研究明代长城的防御体系、清代长城的保护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燕行使对于长城的观念与评价，一方面呈现出逐渐与中国本土接近的历史脉络，这反映出长城观念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向域外传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反映出燕行使不同的关注视角、政治立场与文化意识，是研究明清中朝关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尝试对燕行录中的长城记述、观念与评价进行全面考察，并揭示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地缘政治与文化意识，从而揭示长城形象在朝鲜半岛“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过程，也即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史”。

长城不仅包括墙体，还包括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壕堑等设施，中国古人对于长城的称谓，除概括性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针对不同设施，有着具体称呼，比如边墙、障、塞、壕、堑、镇、营、堡、城、寨、墩台、烽燧、烽火台等。长城概括性称谓与具体称谓，是从不同视角或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用法，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然而这一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在西方中国研究中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美国学者林霨（Arthur Waldron）在《长城：从历史到神话》一书中，从词源学的角度，质疑了“长城”“万里长城”称谓的合理性，以及中国是否存在长城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很少出现“长城”一词，目前英语“Great Wall”对应的中国古代建筑，包括了城墙、垣、塞、障、城，而甚少指代长城；相反，中国古人称之为“长城”者，并非专指汉人的城墙，还包括游牧民族的城墙。中国古代各朝修筑之“城墙”并没有循着唯一路径，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城墙”，它们根据不同防御需要而修筑。不仅如此，明朝人甚至讳称“长城”，只名之“边墙”。因此，“Great Wall”更应对应“城墙”，而非“长城”。与“长城”相比，“万里长城”一词与“Great Wall”内涵更为对等，但“万里长城”作为英语的对等词，其广泛使用应该只是一个现代现象，是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发明了这一词汇，并传入西方的[①]。

长城的修筑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近代，时人对于长城仍处于笼统而朦胧的认识阶段。由于长期受到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影响，人们往往下意识地将所有长城视为秦长城。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张相文、历史学家梁启超才开始倡导区分不同时期的长城，展开具体的学术研究[②]。受此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开始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等角度，对长城展开具体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反观这一时期的西方学术界，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借鉴吸收美国边疆学派创始人弗雷得里克·J·特纳（Frederick. J. Turner）的“边疆假说”理论与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陆心说”（“大陆腹地说”）理论，首次将之运用于长城研究中，提出了“长城边疆”“边疆形态”（“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等概念，是一部关于长城研究的经典作品，最早构建了关于长城研究的理论框架与解释体系，影响了西方乃至国际长城史研究[③]。

虽然拉铁摩尔的研究成绩显著，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便是他从域外视野出发，将长城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将不同时代的长城视为整体、均质的象征物，相应地忽视了长城自身的发展脉络，而其重点研究的时期其实是先秦、秦汉时期，相应地呈现出以先秦、秦汉时期的长城概括、代表所有时期长城的倾向。

拉铁摩尔在战后“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之下，远走英伦，美国的长城研究因此受到很大影响，之后的长城研究，并未有太大的进步，大多数著作是通俗性读物。因此，20世纪后半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长城观念，仍然是将之笼统地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象征，缺乏深入、具体的讨论。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林霨倡导对长城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的做法，无疑有其学术价值。

但林霨以不同时期长城存在诸多不同称谓为依据，否认现代“长城”称谓的合理性，甚至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所谓的长城，长城只是后人将不同城墙捏在一起的“发明”，显然有些过于武断与过头了。长城称谓在西汉时期已甚为流行，汉文帝致匈奴单于之书信也以“长城”为疆界。“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④]

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作为边防象征的“万里长城”的用法。刘宋檀道济被宋文帝诛杀时，愤曰：“乃复坏汝万里长城。”[⑤]两宋以后，以万里长城为喻之现象逐渐增多，且有直接称秦筑万里长城者。如欧阳修称：“于是，遣将军蒙恬筑万里长城，以防胡人。”[⑥]弘治十四年（1501年），吏部右侍郎王鏊奏请于北边长城军镇设立节制诸镇、统一事权的文官总制，“命出则出，命止则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绥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号令严肃，声势增重，隐然有万里长城之势矣”[⑦]。这实际上是借万里长城形象地比喻以北边长城军镇事权统一、军事一体所形成的强大战斗和守御能力。清朝官方也继承了明代“万里长城”之称谓，如《钦定盛京通志》中记，皇太极时，“诸臣群下倍感万里长城守岂易，何处无可入之地”[⑧]。因此，林霨认为，明代讳称“长城”而名之“边墙”并不符合史实，明代史籍中“长城”之称谓大量出现，“边墙”则主要指墙体。

“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不仅在中国本土十分流行，而且在朝鲜半岛也十分普遍。比如明清时期朝鲜使节前往北京朝贡，留下大量沿途记录，这类史籍一般被称为“朝天录”或“燕行录”。本文泛称之为“燕行录”。在燕行录中，便大量出现“长城”“万里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一样，燕行使的长城称谓也存在具体特指与概括泛指并存的情况。明弘治元年（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遇暴风袭击，一行人由济州岛漂流至杭州，受到中国官民的热情款待，由杭州护送至北京，再由北京护送至鸭绿江。归国后，崔溥将这一经历写成《锦南漂海录》。该书真实地反映了弘治初年中国之社会面貌，在朝鲜不断重版，在15世纪以后的东亚世界影响很大。崔溥虽然并非燕行使，《锦南飘海录》也非一般的燕行录，但崔溥从北京至鸭绿江的旅程路线，与燕行使经行的路线是一致的，《锦南漂海录》所记述的内容，也多与燕行录是同一对象，因此在后世也被视为燕行录的一种，不断得以出版。在《锦南漂海录》中，崔溥简要概括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的分布格局，分别记述了长城上的各种设施，与明人一般称墙体为“边墙”不同，称边墙为“长垣”“长土城”“长墙”[⑨]，反映出异域视角的差异。

但嘉靖时期，燕行使苏世让便采用了长城泛称的方式。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鲜官员苏世让目睹了山海关长城的雄伟，记述道：“北望长城，横截山腰，随高低起伏，宛然若白龙蜿蜒之状。”[⑩]万历二年（1574年），朝鲜官员赵宪、许篈出使明朝，分别将沿途见闻记为《朝天日记》《荷谷先生朝天记》。前者专辟《烟台》一目，对辽东镇烟台防守形式与摆边弊端进行了论述，并称“长城”或“长墙” [11]。后者对辽东、蓟州镇“长墙”“烟台”（墩台）及各种设施之间的距离、周边地形皆有详细描述，对当地风土人情也有记载[12]。

进入清代，可能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影响，燕行使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呈现一致的趋势，在他们笔下，“烽台”“墩台”“长城”“万里长城”称谓逐渐增多。如洪大容《燕记》便有：“自沈阳每五里，有烽台及汛堠，墩台可数丈，上为短女墙，台下列烽筩，如大瓮者五，汛堠如我国旌门制，上加短【⺮盾】。”[13]

出现“长城”称谓者。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汝一《银槎录》记载，“长城三里一烟台”[14]。康熙二年（1663年）李俣《朗善君癸卯燕京录》记山海关“九门在长城之外”， [15]“长城屈曲，横亘山腰”。[16]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载：“未至山海关数十里，望见长城，起海岸，跨山包岭，逶迤而北，粉堞如云，绵亘无际，实天下壮观也。”[17]康熙十七年（1678年）金海一《燕行录》记：“长城城上有孤庵，绝顶平临大海南。”[18]乾隆三十年（1765年）洪大容称：并称：“长城跨北岳大脉，由居庸古，东北驰千里，耸峙于角山，大断为平地，南二十里，至于望海亭。”[19]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徐命臣《庚辰燕行录》亦称秦修“长城”[20]。

出现“万里长城”称谓者。如，万历十九年（1591年），柳梦寅有二首咏秦长城诗，其中有云：“谁知万里长城起，剩作千秋后代功。”[21]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佚名的《朝天日录》亦称秦长城为“万里长城”[22]。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佚名的《朝天录》记：“万里长城自北跨角山，粉堞横空，隐映于云雾间，盘折而来，东入于大洋中。”[23]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李尚吉《朝天日记》载：“向角山上几半，东登万里长城。”[24]“往望海寺危楼，正在万里长城尽头。”[25]康熙十六年（1677年），孙万雄《燕行日录》称，山海关附近“万里长城萦绕山脊矣”[26]。康熙六十年（1721年），李正臣《燕行录》载：“而所谓望海楼，即万里长城楠边城尽处也。”[27]雍正七年（1729年）金舜协《燕行录》记：“所谓角山寺，在医巫闾山角，而秦皇所筑万里长城城傍也。”[28]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随使团赴京之朴趾源更有“不见万里长城，不识中国之大”[29]的感慨。

可见，至少在明清时期，在中国本土，乃至东亚世界，“长城”“万里长城”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称谓。这一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实是受到中国本土的影响，采用、翻译了这一称谓，形成了如今在英语世界广泛流传的“Great Wall”一词。1844年进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所撰《鞑靼西藏旅行记》言，“万里长城”的称谓源自中国人。“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筑成由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44年建成的万里长城那样宏伟的工程。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30]。因此，“长城”“万里长城”并非是现代人，更不是西方人发明出来的一种想象或神话。林霨的诠释，过于从后现代主义出发来解构关于长城的认知体系，而未对中国以及东亚文献进行细致考察。

明清时期燕行使对长城设施的称谓，从与中国具有不同的认知差异，到逐渐趋同，呈现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反映出长城观念在东亚世界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逐渐传播的历史脉络，这其实也是一部朝鲜半岛的长城观念接受史。

中国士人对于长城有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儒家士人身处统治集团，从官方立场出发，对于长城保障边防的军事功能，予以肯定与赞扬；另一方面，儒家士人从“民本”思想出发，内在地具有调节政权与民众之间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取向，对于修筑长城而劳役民力的情况，又多持批评，甚至控诉的立场。中国古代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版本不断变幻、升级，呈现了“层累地造成”的特征，其中便有士人积极的参与。明中后期祭祀孟姜女的贞女祠大量出现，更反映出孟姜女叙事官方化的发展倾向[31]。

朝鲜半岛长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士人对于长城的认知也与中国士人一样，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比如在燕行录中，燕行使一方面对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的巍峨壮观非常赞叹，如《锦南漂海录》记：“有孤山临海滨城，北有角山屹立，山海关当其中。北负山，南带海，相距十余里，间为夷夏要险之地。秦将蒙恬所筑长城，跨出于角山之腹，迤迳为卫之东城，以达于海。”[32]再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吴道一记：“夕到山海关，层峰叠障，簇簇巉巉，若万马奔驰状。层城粉堞，罗络横亘于山之腰脊，真天府金汤也，世称此乃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33]另一方面，朝鲜士人对于山海关旁的贞女祠、望夫石同样十分关注，不仅连篇累牍地叙述，而且与中国本土一样，呈现不断丰富、发展的“层累地造成”的发展轨迹。稍早的记载尚十分简单，比如《锦南漂海录》记：“关外有望乡台、望夫台，谚传望夫台即秦筑长城时，孟姜女寻夫之处。”[34]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西溪燕录》记：“过贞女祠，即所谓望夫石者。”[35]后来的记述却愈益丰富。这种记述大体包含两方面内容，一类是记述明清贞女祠祭祀场景的发展过程，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本土孟姜女故事的发展情况，比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吴道一便记载了清代官员立碑于姜女祠事[36]。雍正十年（1732年），赵最寿记载了万历年间于贞女祠建碑事[37]。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徐浩修则记载了晚明至清代祠内不断竖立碑刻之事[38]。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金正中记载了乾隆诸子于姜女祠题咏事[39]。嘉庆六年（1801年），李基宪抄录了姜女祠里更多的题诗，且记载了在祠旁出现的妈祖神像[40]。另一类内容则反映燕行使参与到孟姜女故事的形成与传播之中。燕行使不仅在贞女祠里题词[41]，推动了中国本土孟姜女故事的丰富和发展，而且通过在燕行录中不断丰富、演绎、发挥孟姜女故事，从而推动朝鲜半岛孟姜女故事的“层累地造成”。康熙十六年（1677年）孙万雄记道：“望夫石，山阿巨石，磊磊石巅，刻‘望夫石’三字。其下立祠，设贞女孟姜像，而为悲泣之形，扁以‘湘灵并耀’，三韩朱国梓笔也。”[42]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韩泰东《燕行日录》开始指出，孟姜女本姓许，携二子寻夫[43]。此后，燕行使在关于孟姜女神像、孟姜女故事传说、历代吟咏等方面所记的内容则不断丰富。[44]比如，雍正七年（1729年），金舜协《燕行录》中已有秦筑长城征夫60万之数字，以及孟姜女跳海，石浮图（望夫石）出之情节[45]。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随使团赴京之佚名士人引述多首唐人吟咏孟姜女之诗[46]。晚出之《燕辕直指》则专辟《姜女庙记》一目，论述尤为详细[47]。

可见，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层累地造成”现象，并不限于中国本土，朝鲜士人也参与其中，不仅推动了中国本土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发展，而且将之传播到朝鲜半岛。这就要求孟姜女故事的相关研究，除中国视角外，还应扩大到东亚世界。

明清易代之后，燕行使对于贞女祠的关注除了孟姜女本身，还增加了文天祥，具体来讲，是传说中的文天祥书写的一幅对联。在晚明时期的燕行录中，这一对联已开始出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金中清《朝天录》记：“庙门左扉书‘秦王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扉曰：‘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为贞’云。”[48]这是目前为止，所知燕行录中最早记载山海关贞女祠中对联者，但该记载尚未指出对联为何人所写。进入清代，这幅对联的关注度骤然提升，而对联的主人也开始出现，那便是南宋灭亡后拒绝投降元朝的文天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朝鲜使团书状官韩祉《燕行日录》记：“庙柱左右有题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惟贞。’乃文天祥笔迹云。”[49]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朝鲜使团副使礼曹判书徐命臣亦称：“祠内左右悬牌，左刻：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右刻：姜女未亡也，千年瓦石犹贞。书以文文山所制，未知果然否？”[50]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鲜使团书状官子弟洪大容亦记载了这一对联，只是字句稍有差异，云：“柱联一对，传是文丞相笔，曰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不死也，千年片石留贞。”[51]应该是笔误所致。

文天祥兵败被俘送大都（今北京），一直系于监牢，应无机会赴山海关书写此联。孟姜女祠普遍修建于明代中后期，故此联应撰于明代后期。清代燕行使对这幅对联的来历未加详考，却异常注重，其实意不在对联本身，而在文天祥，是借坚持民族气节、“华夷之辨”的文天祥形象，宣泄朝鲜虽然在武力压迫之下屈服清朝，却仍坚持儒家“华夷意识”，在文化上拒不认同“夷狄”政权清朝的政治心理。

朝鲜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秉持“事大”的政治立场，一向标榜“尊明攘夷”。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就是所谓的“壬辰倭乱”。明朝为援助朝鲜，耗费大量兵力、财力，导致国库空虚，明朝政权灭亡与之有一定关系。对于明朝的巨大付出与牺牲，朝鲜一直十分感念。因此，朝鲜长期坚持与明军协同作战，拒绝向异族建立的清政权投降。虽然战争最终失败，朝鲜被纳入清朝的藩属体制，但在政治、文化上却长期对清朝充满敌意，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迂曲地表达出来。文天祥在南宋灭亡之后，坚决不投降元朝，成为坚守气节、不向“夷狄”屈服的儒家精神的代表。燕行使对于这一对联的强调，意在表达和抒发不与“夷狄”建立的清朝站在同一立场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情感。

明朝面对蒙古、女真的进攻，结合北部边疆的地形特征，不断修筑长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民族的骑兵优势，大体控制了北部边疆。鉴于长城的这一历史作用，明代燕行使对长城大都持肯定立场。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黄汝一记载了长城空间分布与防守制度，对于长城严密的防御体系十分赞叹：“长城三里一烟台，一台十名军；五里一小铺，十里一大铺，三十里一大寨。贼来则烟军交臂瞭望，铺卒各把弓家，中朝防戍之法，亦云周且宏矣。”对比之下，他认为朝鲜边防设施显得十分简陋：“我国边防蕞尔斗城，亦不能把守，毕竟无一名军卒，诚可哀也已。”[52]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焕记述了民众修筑城堡以自保的现象：“民村危恐，不能私立门户，五六家或十余家共围一墙，筑候（应为堠）墩其中，早阖晏开，以相保焉”[53]。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郑士信也记载了山海关外墩台传递烽火、保障商旅的双重功能：“烟台者瞭望，虏来【麦羊】呵呵息，出烟气通报，兼筑高堞，使行旅仓卒得避凶锋抢掠者也，其制之创真奇哉！”[54]

但在明后期尤其是晚明，随着明军战斗力的下降，长城经常无法起到真正御敌的效果。对于这种外强中干的情形，万历二年（1574年），燕行使赵宪进行了客观的记述，一方面对长城防御的严密性与防御功能充分肯定，比如专列《烟台》一目，不仅记述了墩台分布之密集，“辽南烟台，多在山上，上无人家，设于闾者，仅见一二。自辽以西，五里一台，相望不绝。台上构屋，台下又设小城”，而且指出军队后勤供应也十分完善。“城中例令五丁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钱。边墙烟台之军，则加给冬衣。其养兵之劳，守边之策，可谓至矣。”[55]但另一方面，赵宪对于长城守军的消极防御也有所批评与讥讽：“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56]

不过整体而言，明后期燕行使对于长城基本持正面肯定的态度。比如赵宪在向朝鲜国王汇报明朝长城防御体系时，便充分肯定了长城设计之完善、管理之合理。他将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分为三个层次。赵宪首先指出，外层长城防御体系是由边墙与有墩院的边墩构成。

臣窃见辽阳以西至于山海一路，距胡地最近，故既于极边接城（秦万里城）为长墙，有壕子，五里各置一烟台，台下有小方城（如三盆河等墙，绝之地，冬月冰冻，则恐胡人由此入寇。凿冰为墙，以水沃之，彼不敢入来云。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少出处？？）。[57]

所谓“台下有小方城”，是指墩台下面的四方形墩院。墩院在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应用十分普遍，是增强墩台容纳空间和防御功能的重要设施。关于长城防御体系的中间一层，赵宪首先描述了防御体系的设施类别与空间布局，并重点记述了盖有铺房的空心敌台。他指出：

又于长墙之内十五里许（近处相距才十里，远处或至三十里），以其土筑长堤，以防胡兵之直进（此则杨太师兆之所筑也）。烟台、方城，俱如极边，而台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陴屋，向路出门，门上亦有陴屋，俱覆以瓦城。外凿壕子，壕子外筑墙，墙外深坎数重，坎外或列植榆柳，虽胡兵众驱而势不得奔突也。[58]

“台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陴屋”所指便是戚继光发明的内部中空、上覆房顶的空心敌台。后又论述了长城军队的后勤补给与管理制度。

城中例令五军丁率家以守之，丁给月俸银（二两五钱），各垦城旁空地，以为产业，有警则沿海居民群聚以守之。十五里置一小铺，三十里置一大铺，城子渐广，而人居者渐众（如牛家庄既有九军，而冬月益戍以千军）。器械完缮，而守备周密，凡城颓之处，则官拨银两以修之。中原民犯罪者多所徙居，而山海关门有兵部主事一人，以朝夕掌其开闭，监其出入，虽极恋乡土者，罔有逃还之计，各于定配之地，人怀死守之志，是以关外一线之路，连绵不绝，以达于辽。[59]

最后，赵宪还简单论述了内层长城防御体系的情况：“关内则虽无烟台之城，而十五里铺、三十里铺则无处无之，州县、城池无不牢壮，虽有劲敌，人恃以无惧。” [60]

对于朝鲜国王有意仿照明朝，进一步完善长城设施的想法，赵宪从劳役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今若欲遵中朝之制，设城置台，而一用民力，则城基未完而民已不守矣”，从而建议上自王室，下自官民，皆捐资筑城[61]。

但入清以后，燕行使对长城作用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基本转向了否定的立场。因为燕行使在总结明朝灭亡教训时，认为明朝修筑长城，不仅未能抵御异族的入侵，反而带来内部民众的沉重赋役压力，最终导致政权灭亡，并以此再次张扬儒家“在德不在险”[62]的政治立场，对明代修长城大加批判。

康熙前期，吴道一便对明长城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明朝修长城，导致“关东民力殆尽于此，仍致人心怨叛，卒启倾覆之祸”，并感慨“古称固国不在金汤，诚确论也”，从而对清朝不修长城的政策表达了赞同的立场。“清人之初入燕京也，议者欲修筑关外城池，九王以为明朝之浚民膏血，大肆力于城池，盖备我也，卒乃见夺于我；我则当休养生灵，何用更烦民力，作此无益之举乎？其议遂寝不行云”[63]。这一观点基本被后来的燕行使所继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闵镇远虽然记述了明长城防御之严密：“自小黑山东五里许，始有墩台，周围三十步许，高十丈许，以甓坚筑。四面无门，非云梯难上。每五里置一墩，棋布星罗，云是明末为御胡筑此瞭望贼兵。”但最后话锋一转，批评长城耗费巨额财政，不仅未能防御北方民族，反而最终因此而灭亡。他说：“而每一墩费千金，胡骑未遏而民力先竭，以致败亡云，可为痛哭。”[64]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俞拓基在目睹了明长城 “自小黑山始望见医巫闾山，蜿蜒于西北间，连亘数百里，路傍多有烟台，或圮或存”[65]的现状之后指出，明朝亡于内政不修。他说：“皆明朝备胡时所筑，徒费无限财力，筑此无用小堡。内而用宦嬖用事，外而闒茸充朝，致有甲申之变。痛哉！”[66]

雍正十年（1732年），赵最寿一方面感叹墩台规模之大：“盖自沈阳至山海关，五里筑一墩台，台高数十丈，上可容十数人”。[67]另一方面指出长城并未起到应有作用：“此乃皇朝御虏之备，而一台之费，损银千两，皇朝财力盖尽于此矣。关外千里，错落相望，而终未捍铁骑之长驱。”[68]最后阐明了“守国之道，其不系城堡可见矣”的观点[69]。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李在学也认为：“非不雄矣，而竭天下之财力，作边塞之巨墉，竟何补于开门迎如之时耶？”[70]嘉庆六年（1801年），李基宪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北接巫闾，东南至海口，总为三百六十里余所，世传戚继光所筑，或称袁崇焕所筑，而当时财力盖尽耗于此，可谓虚筑防胡万里城也。”[71]道光十二年（1832年），金景善也认为：“噫！烟台未尝非备边长策，而竟致中国虚耗，流寇乘之，毕竟烟台亦归无用，虽曰天运，而亦其间岂无人谋之不臧？”[72]

可见，明朝灭亡之后，与中国本土一样，朝鲜半岛激于时局的巨大变化，对于长城的评价也呈现了从正面到负面的转变过程。这一评价成为古代社会对于长城的最终评价，直到近代，才又因时局的巨大变化而发生转变。

明长城东端起于今辽宁丹东虎山长城，东接鸭绿江。但清朝入关之后，为抹杀女真曾经是被划于长城之外的“夷狄”的历史事实，在官方宣传上，将明长城东端定于山海关。这是在此后二三百年内普遍流传的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说法的源头。这一官方宣传不仅影响了中国本土对于明长城的判断，也影响了朝鲜半岛的长城认知。

有清一代，朝鲜与清朝不断发生疆界纠纷，有超越鸭绿江而向西北拓展的军事意图，对于长城这一明显标志疆界的建筑，自然乐于默认清朝的做法，也认同明长城东界山海关之说。如康熙七年（1668年），朴世堂便称：“长城初起处，天下此关头。”[73]徐命臣亦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山海关之“望海亭在万里长城尽处”[74]。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徐浩修《燕行纪》载：“盛京边墙南起凤凰城，北至开原，折而西至山海关，周一千九百五十余里。”[75]并记述了每一段落之起至及其与朝鲜边界对应之格局[76]。《燕辕直指》亦称：“自吴王台西行三里至（山海）关，关即长城尽头处也。”[77]《梦经堂日史》亦载：“至望海亭，一名澄海楼，即山海之南，长城东地尽头也。”[78]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朝鲜曾绘制过明长城地图，其中较为著名的一幅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李颐命所绘《辽蓟关防图》。该地图是在朝鲜长期“尊周攘夷”政治立场的影响下，鉴于当时与清朝划界而产生政治纠纷，而进行军事防备的背景下绘制而成的。

清朝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故而非常重视与朝鲜的边界划定。朝鲜也一直重视向西北拓展领土，将之作为与北方民族之间的战略缓冲，自然也非常重视疆界划定之事。康熙时期，清、朝双方围绕鸭绿江、长白山，多次展开边界踏查与界定事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朝鲜英祖命李颐命绘制边界地图，以作为边界划定、边疆经略的依据。

在进呈英祖的《进辽蓟关防图札》中，李颐命直承出于边界纠纷绘制地图的政治目的。“我国西北边界及豆、鸭两江之外，辽海船路，不合作一图，则彼我接壤处，阙而未备。”[79]为清楚地展示这一区域，李颐命将全图分为十幅，“合图则帖小而难写，不得已作十帖联屏”[80]。在绘制地图时，李颐命不仅充分利用了朝鲜官方资料，而且从清朝私购图籍，从而在边界标注上充分做到知己知彼。

右《辽蓟关防图》，出于臣使燕时所购得皇朝职方郎仙克谨所著《筹胜必览》之书。臣既承移写以进之命，又取清人所编《盛京志》所载乌喇地方图，及我国前日航海贡路与西北江海边界，合成一图（少出处？？）。[81]

在序文中，李颐命明确指出，绘制该图是借鉴明朝沦亡的教训，防备清朝南下。他首先概括了近世以来，北方民族多起源于东北、南下中原的地缘政治格局。“臣窃稽唐宋以来，胡夷之乱华者，多起东北”。[82]指出明朝也将战略重心放在东北边疆，但最终仍然未能挽救灭亡的命运。“幽燕一方先被割据，皇朝定鼎，盖为控制边防，壮固十倍于秦城，创业雄图，按此图亦可见也。及至晚季，民心积怨于掊克，大患终成于诞邻，向之重关巨防，今已荡然残破”。[83]朝鲜虽得以保住政权免于沦灭，但防御规划松懈，存在巨大的隐患。“况我邦壤地偏小，而边界阔远，西北边人日与控弦鸣镝之士，隔水相语，沿海要冲，亦无谁何！山东之人，近乃东渔于海西。今虽苟安于目前，真所谓何恃而不恐者也”！[84]反观清朝，却在入关之后，仍然加强对辽东地区的经营，事实上对朝鲜具有严重威胁。“又况臣往来燕路，伏见清人不修内外城砦，惟于沈阳、宁塔增陴峙财，疑亦不自期以百年之运，而常若有首丘营窟之计也”。 [85]女真以外更为遥远的部落，也被李颐命颇有远见地纳入了视野。“且伏闻徼外诸酋种落日盛，清人岁输金缯几亿万计，又安知阿骨打、铁木真之属，不生于今日？而彼终以宁藩为归，则胜国之两困于女真、蒙古者，事势亦犹是尔，岂可谓无此虑也”？ [86]最终，李颐命告诫朝鲜政权安不忘危，以避免明朝之覆辙。

今臣之进此图者，非敢曰知天下阨塞，将以有为也；亦非欲竭国力而专意边方也，惟愿圣明深察乎边界之难可守、关防之不可恃，而虑患忧难，常若强寇之压境，恭俭节约，以裕民生，使国人知有手足头目之义，追先王未究之志事，戒皇朝末年之覆辙，国家幸甚[87]！

正是由于这一宗旨，《辽蓟关防图》耐人寻味地绘出明清在辽蓟长城地带的对峙形势，从而折射出朝鲜以明朝继承者自居，在明清对峙格局早已成为故事之时，却仍延续了明朝的军事格局，并将之作为将来抵御清朝或北方民族的军事防线。

在绘制方法上，《辽蓟关防图》所采取者也是明朝流行的形象绘法。此后二百年间，与中国地图绘制一样，朝鲜地图绘制亦大体在这一脉络之中，这反映出朝鲜地图深受中国之影响，在“计里画方”地图绘制科学传统兴起与西方制图学逐渐传入之后，仍与中国本土一样，长期延续了地图绘制形象化的人文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在近代前后内部变革与外部冲击联合作用之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却仍延续着传统的内在路径，构成了近代前后东亚文明的主流特征与一般面貌。

明清时期，朝鲜燕行使朝贡北京，沿途经过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将之详细地记录于燕行录中，形成域外长城史料的最大载体。燕行使对长城的称谓，与中国本土有一定区别，却又逐渐趋同，既反映出异域看长城的不同视角，又反映出长城观念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向外传播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存在一个域外的长城形象接受史。无论如何，“长城”“万里长城”称谓在中国本土，乃至东亚世界的普遍存在与广泛流行，反映出这一用于概括所有长城设施的普遍性称谓并非现代才有，更非西方传教士所发明，而是在中国本土产生之后，逐渐传播到东亚，乃至西方世界。

燕行使对于长城的观念认知，与中国士人一样，呈现出正面、负面印象同时存在，并不断变化的历史状况。一方面，明代燕行使对于明长城的雄伟壮观、布局严密与防御作用，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反映长城劳役民众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十分关注，不仅推动了中国境内的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而且将其进一步传播到朝鲜半岛。具体而言，明代燕行使对长城持正面的肯定立场，并积极支持本国修筑长城的政策。积极推动朝鲜政权修筑长城的政治动议。然经历明清易代之后，燕行使认为长城不仅未能防御北方民族，反而因劳役征发导致民众叛乱，最终致使明朝灭亡，其关于长城的评价便由正面转为负面，从而张扬儒家所持政权根本“在德不在险”的政治立场，对长城展开大规模、全面的批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出于儒家“华夷之辨”立场，与感念明朝救亡图存之恩，对于清朝一直缺乏政治上的认同，从而在明朝灭亡后，仍借助长城周边场景，比如传说中的文天祥对联，表达这一政治立场与民族情绪；并且将已经荒废的明朝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想象为未来抵御清朝的军事设施，绘制出《辽蓟关防图》。

总之，长城在修筑之后，由于影响巨大，不仅在中国本土，甚至在域外世界，不断形成对其主观认知的历史脉络，这一脉络可称为“长城观念史”。与客观的长城修筑史、军事史一样，历史时期关于长城的主观认知，隐藏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同样是未来长城研究的重要内容与突破口。朝鲜半岛“长城观念史”的发生过程，与明清时期东亚世界的地缘政治、时代变迁、文化内涵具有密切关系，呈现了应时而变的“层累地造成”的历史现象，不仅是研究明清长城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揭示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关系走向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