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励志奋斗日志：我是如何撬开北大校门的？
不要以为生命贫弱，那是你还不够努力
——我是如何撬开北大校门的？
作者：丁鹏
丁鹏简介：1991年出生，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北京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读。在“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征文、中华校园诗歌节征文、全国大学生樱花诗歌赛、邯郸大学生诗歌节等比赛获奖。在《词刊》《中国诗歌》《民族文学》《作品》《诗选刊》《山东文学》《星河》《青春》《散文诗》《零》《青年文学家》等杂志发表。入选《盛开·90后新概念》《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21世纪诗歌精选》等选集。
以下是丁鹏自述的考研奋斗史：
我出生在东北农村，寒冬腊月，半夜两点，于一座年久失修的土房。土房有东西屋，每屋有南北炕，东西屋间是灶台。“隔着锅台上炕”说的就是这一格局。早前，土房里住着四户人家，四个灶台。但在我记忆里东屋只住着曾祖母、老叔祖孙二人。西屋只住着我的父母。
在大人的讲述里，幼年的我反应总是慢半拍，药整吞下去以后，面部才渐渐呈现痛苦状，叹一声“苦啊”！针都打完了，才扯着粗嗓子连哭带嚎。没错，幼年的我体弱多病。我记得常常去的那家儿童医院，为我诊治、扎针的金英爱大夫与她的护士女儿。
幼小时针扎在头上。大些了在脚上扎，怕男孩子乱动，医生在我脚底板绑一个扁平的药盒。再大些扎在手上，但还是用小针头，还是在手心固定一个药盒。后来就不绑药盒了，甚至换大针头了。扎之前护士会夸我血管粗，好扎。我觉得她是在为自己打气，当然我也庆幸自己“好扎”，免得多受皮肉之苦。我眼睁睁看着针头瞄准、扎进血管，红色的血液倒流，再被透明的药液推回去。
那年，我可以满地跑了。父母借钱在土房西一百米的地方盖了间小小的瓦房。直到现在，我家一直住在这里。盖房子时院子里堆了许多松木杆。我高兴地爬上爬下，扎了满手的松木刺。晚上，母亲用烧过的缝衣针为我挑埋进肉皮里的刺，有的怎么挑也挑不出来。
窗子是死的，夏天屋里闷得要死。父亲把玻璃取下两块来，换上纱布。下雨天雨就斜斜的落进屋里。炕上地下全是雨水。风很大，会把窗帘鼓起来，需要父亲和我压住，母亲擦炕上的水。房子外没有刮大白，红砖裸露着。冬天就很冷。风渗进来，刺骨地冷。炕又不好烧，只有炕头父亲睡的一小块地方有热乎气。母亲就在炕沿上方挂一道绳，垂一条被子，使头部不致被风吹到。当然我们也把头埋在被子里睡。被窝里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使我感到温暖。
从小到大家里从不买肉。即便过年。有一年，外祖母让二舅给我们送来过年的肉和钱。平日，饭桌上只有一盆白菜。母亲做小半碗辣椒油，夹一筷油涂在白菜片上，便是人间美味。有时母亲把葱叶腌在酱油里。或带我到地头挖野菜，婆婆丁是不常有的，常有的是一种刺菜，回来洗干净，蘸酱吃。叶子边缘有刺，会扎到嘴。母亲叫它“刺菜”，可别人叫它“鸭子食”。
有一年，我家种黄瓜，我要摘一根吃，母亲说，一根黄瓜两毛钱，用一根黄瓜的钱买一根冰棍吃多好。我觉得有道理。当然，母亲并没有给我钱买冰棍。
我们穿母亲从朋友家要来的旧衣裳。别人的旧衣裳却是我们的新衣裳。母亲会告诉我这件衣服或是这双鞋子买的时候一定很贵，我就不管它不合身，不管它旧，高高兴兴穿去学校。
我三四岁就会给大锅烧火。有一次，火蔓延出来，我扑不灭，只好去报告母亲。有一次，柴禾续得太满，火喷出来，烧掉了我的眉毛。夏天，我在地头拔草、喷花、浇水、摘菜。冬天，我跪在地上编草帘子，在光照上爬上爬下盖草帘子，在光照里干琐碎的活计，下雪就除雪。能干，是对村庄儿女最高的赞扬。随着年龄增长，我分担家里越来越多的劳动。
小学高年级，母亲骑自行车带我去金大夫家打针。我穿着小得不得体的衣服。金大夫的孙子，眼睛大大的，下巴尖尖的，有点像外星人。我进屋时他在看《神奇宝贝》。我兴致勃勃地一起看。看彩色电视机、穿漂亮的新衣服、玩雷速登玩具赛车，是我对城里孩子的全部想象。初中时，三姨家旧的黑白电视给我们，我家有了第一台电视机。
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村小。全校一百多学生，十几名教职员工。小时候课本和作文选常常提到“手拉手”活动。我盼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交到城里的小朋友。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另一个世界，和他们通信，保持着友谊。然而，并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弱小我偶尔被同学欺负，比如放学路上被男同学摔倒，男生女生都聚过来一起向我身上踢雪。比如路上积满雨水，高年级的同学故意跺脚使泥点溅满我的校服。现在想来大概是顽皮的小孩子在同我疯闹。只是我性格内向，所以感到屈辱。
我家有还不完的饥荒，父母有无法平息的争吵。我胆怯，在他们互相咒骂、厮打时既不敢动，也不敢发出一点声响。有一次，祖母问我，父母争吵时骂些什么话，我说父亲骂母亲“事逼”，母亲骂父亲“老驴逼”。祖母说，只要不骂老人就行。
八九岁，我学会偷家里的钱。一次次得手让我上瘾。开始是趁父母不在或睡着，偷翻他们口袋，抽出五块十块，去小卖店消费一番。一两次后父母即有所察觉，但他们的冷嘲热讽没能制止我。直到最后一次被母亲抓了现行，打了一顿。威胁要告老师，我才真的怕了。那一次，我生平第一次上学迟到。老师问我原因，我不会撒谎，照实说了，但是把结局改了一下，说我后来帮母亲找到了她弄丢的钱，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老师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特意教育同学们不要拿父母的钱。
小学时常听同学谈论抽烟，比如怎样把烟吸进肺里再吐出来，怎样吐烟圈。回到家里，我翻出招待客人的香烟，抽出一根，点燃。抽了一口，呛得咳嗽。正好母亲从地里回来，我看见母亲，赶紧把烟扔到柜空里。母亲还是看见了或闻见了，揍了我一顿。因为我把烟扔柜空里有可能引发火宅，母亲想到这，又踢了我几脚。此后，我再不碰烟。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常常打我。有时候无缘由地，也会掐我几下。我讨厌她掐我，不如揍我。因为被掐很疼，又很屈辱。我还讨厌她偷看我写的情书。我讨厌她笑的样子，她笑时同她哭泣时一样，情绪失控。
小学低年级我患上尿不尽，饭后至睡前，隔几分钟要去小便一次。如同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将巨石推向山顶，我也一次又一次试图排尽体内的的尿液。痛苦万分，疲惫已极。母亲总会给我买三金片。一次三片，我吃！吃！吃！就像我感冒，总会注射复方头孢。就像童年没有割除的扁桃体，总在我上火时发炎！没关系，打青霉素红霉素，我对任何药剂都不过敏。
高年级时，有一晚，在睡梦中，突然被父亲的大叫惊醒，打开灯，看见父亲四肢绷紧开始抽搐，脚一下一下地撞击墙壁，眼睛瞪得溜圆，口吐白沫。后来又吐出血——是咬破了舌头。母亲吓哭了，叫了几声“大伟”，匆忙披件衣服，赤脚跑到祖父家。那一晚，祖父来了，惊动了四邻，一些有年纪的长辈也来了。祖父掐父亲人中，试图唤醒父亲。半小时过后，父亲停止抽搐，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后来知道，父亲患了癫痫。村里人的说法，实病虚病都要治。“实病”要去医院治，父亲去了白求恩医院，开回来的药，吃了以后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呆滞，人际交往能力下降。后来又吃部队买回来的治羊癫疯的药，没有见效，又太昂贵，吃几个疗程就不再吃了。又在市里一家诊所接受电击治疗，被骗去几万块钱。现在，父亲每天吃“治颠灵”——一种“顶着药”，可延长犯病的周期，但不能去根。
“虚病”要找“大仙”或“半仙”看。他们或是农村远近闻名的巫婆，或是城市大隐隐于市的巫师。母亲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通过各种渠道寻访他们，虔诚地拿出钱，供奉他们的香火，请他们做法，祛除父亲身上的邪病。我见过他们“做法”，先是念念有词，然后用一根烟或一碗酒引“仙儿”附他们体。之后就用“仙儿”的口吻为母亲答疑解惑，指点门道。母亲曾对巫医们深信不疑。然而沉重的经济负担并不能使母亲每月拿出一笔钱来祛除虚病。只有父亲又犯病了，母亲才惶惶不安地东凑西凑一些钱去请“大仙”们看看。
每天晚上，睡觉时，我和母亲神经都高度紧张，担心父亲犯病。父亲犯病时恐怖的样子使我们受到了惊吓。小学毕业，母亲出走，我就独自承受着这种担惊受怕。我家只有一铺炕，很小，我挨着父亲睡。父亲伸个懒腰或发出些声响，我都会紧张地打开灯，看看父亲是不是犯病了，看到他正安睡着，我才关了灯，安心地睡。父亲犯病的时候，恍如受到惊吓般的大叫会惊醒我，我赶紧下地，洗好毛巾，擦父亲吐出的白沫，看管父亲不使他咬到舌头，为父亲按摩抽搐的身体。
小学一年级时班上有三十几名同学，六年级只剩下十几名。有转学的，有不念的。不念的同学回家帮忙种地，或跟着亲人去远方打工。我的考试成绩，除了一次并列第三，每次都是第一名。高年级时，母亲在镇里给我报了个作文班。我去的第一天，老师介绍我“新来的丁鹏，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同学们七嘴八舌问我考多少分，我说了，他们说就这点分他们也能考第一。他们是镇里中心小学的学生。
我曾想过当一名数学家。小学时，我代表学校参加一个奥数比赛，成绩是倒数第三名。老师安慰我，说“还抓住俩呢”。我却很沮丧。我也曾幻想过当一名画家，但没有老师教，我又不能够无师自通，又做罢了。倒是那次作文班的缘故，我对写作有了最初的向往。
母亲出走后，父亲变得易怒、冷漠。他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妈都不要你了，你还觉着不错呢。”父亲打电话给外祖父，说不让我念了，让我下地干活。外祖父最终说服父亲，让我去了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读书。每年的学费是两千元。我成了父亲的负担。每次向父亲讨要学费、生活费。父亲嫌弃的态度都让我无地自容。
我理解母亲，对她没有怨恨。但不知为什么，我抵触和她通电话，她两三个月会给我打一通电话，我从不主动给她打。我与父母都无话可说，却疯魔地爱上了写作。与此同时，我早恋了。我暗恋班上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孩。从小升初考试到后来的考试，她一直保持年级组前十名的优异成绩。一个年级有十几个班。有一次，放寒假前的班会上，广播通知去教务处领奖状，她是班级第一名，被授予“三好学生”，我是第四名，被授予“优秀团员”。
曾祖母的大儿子，即我的大爷爷毕业于中国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曾祖母曾给我讲大爷爷夜里读书的故事。她说：“尚文呐！别点灯了，煤油贵啊！”大爷爷就熄了灯，在窗根底下借着月光看书。她说大爷爷就是因为这样才戴了很厚的眼镜。大爷爷英年早逝。后来三爷爷三奶奶也相继去世。曾祖母就带着孤儿——我老叔一直生活在那座土房里。曾祖母的炕上铺着席子。我不喜欢席子，因为常常弄伤我的脚趾。初中二年级，我的曾祖母去世了。
我家屋后是片稻田，稻田里坐落着几十座坟茔。没有碑，坟前用三块砖垒起一个小门，供灵魂出入。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三爷爷、三奶奶就葬在那里。每年清明我和父亲去上坟。坟上长满荒草，父亲带着锹，将荒草从根部以上削去，再填上新土。有时会见到几处远远的新坟，黄土堆的，很高。坟上没有一点草。
初中，我幻想一位有势力的学长或校外的混混能罩着我，能避免我受同学的欺负。一次，一个高个子同学拽着我的衣领威胁把我从楼上扔下去，他向我要二十块钱，而我并没有钱。还有一次，我顶撞同桌，那个经常欺负人的男生。他数落我“有什么资本？”我没有资本，我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我是身体孱弱的学生，我长得又矮又难看，个性古怪，还日益不思进取，学习成绩一路滑坡。
我每天写下忧伤的诗行，广阔生活给予我的磨难和我对大千世界的爱同样罄竹难书。我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梦想成为徐志摩一样的诗人，世人都爱我笔下的诗句，有女孩子喜欢我。直到有一天，我的班主任读到我的诗。放学后，他留下我。问我什么原因导致成绩下降。父母不幸的婚姻吗？看上了哪班的姑娘吗？想回家种地，娶媳妇吗？从头到尾，我一言不发。老师气得不再管我。但上课时，他还是忍不住问我为什么总是蹙着眉头？
中考成绩下来，我以两分之差没有考上市重点高中。语文老师在我的诗集上写下一句话：“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会成为一名校园诗人。”
初中毕业，我继续读私立高中，学费每年一千六。父亲的账本记录着我的每一笔花费，父亲说我每年得花一万块。他说他是供了我了，我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回家种地。我仍然在那所“贵族学校”里穿着最寒酸的衣服，每天写朦胧没有长进的诗。而且，我开始起青春痘了。一副破败不堪的脸令我更加自卑。
我有两颗大板牙，而且是四环素牙，也让我自卑。小学同学嘲笑我是“牙擦丁”。到了初中，小姨交给我一个办法，笑的时候抿嘴，不让牙齿漏出来难看。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笑，也不会笑了。偶尔笑的时候很不自然，也是难看的。
我有两颗超出正常男生几倍的乳头，常常怕别人看到。小时候母亲搂着我睡，母亲不让我摸她的乳头，让我摸自己的。我就摸自己的，越摸越大。却不自知。有一次被二姨看见我摸自己乳头，她狠狠地掐了我，说我的乳头难看。我以为乳头仅是肿了而已，慌忙找出消炎片，捣成粉，加几滴水，敷在乳头上，几天过去了，它还是没有消肿。从此我又多了一处使我自卑的地方。
高中文理分科，我以文科生第十六名的成绩被分到文科快班。班主任是一位公立学校退休后返聘到我们学校教数学的老头。有一次，他把我叫到走廊里，问我喜欢谁的诗，我说喜欢普希金的。他回到教室，对同学说：“普希金的诗，记住一首就够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我很贫困，汶川地震的时候我捐了一百。老头很高兴。把六位捐了一百的同学名字写在班级后面的黑板报上。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说我有两个优点：一个是执着，一个是善良。
我偶然从外祖母家得到一本《革命伟人传》。我喜欢传记里的马克思和孙中山。马克思教育我要为全人类谋福利，孙中山告诉我“天下为公”。那段时间父亲从旧货市场为我买了十来本书，《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母亲》《青年近卫军》……我看得津津有味。
一次，东北师大来实习的学生代替班主任主持班会。她让我们谈一谈自己的理想？我说要为全人类谋福利。她问我怎样实现这一理想？我说要成为一名哲学家。但当时我的成绩并不好，但是我在周记中写道：“我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语文老师的批注是：“加油……”
不幸的是，我又暗恋上同班的一名女生。她很可爱，有一点娇气。她的一举一动，都令我着迷。有一回，我从走廊往教室走。看见她的男朋友，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吻了她。我手无足措地经过他们，并暗自失落了许多日子。这种失落，不同于每周调换座位，她的座位换得远了，我在教室后排不能望到她时那种失落，而是感到绝望。
高考成绩出来，我差七分没能上二本线。当我在纠结报一个三本还是专科的时候。父亲提醒我他早说过了，考不上就在家种地。有一天，我在光照上盖通风口，我的祖父在地里锄草。他说：“你看你爸那么累，你就别念了，在家帮他干活呗。”我死活不肯，惹恼了祖父。那段时间，因为坚持上学，我成了全家人眼中的逆子。
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勉强答应供我上大学。从此，母亲也开始汇钱给我。大学的学费是每年八千五百块钱。秋天，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连背带提四五个大包小包，从老家梅河口市，坐三十几个小时硬座来到西安。我将两个实在拿不过来的行李寄存在西安火车站，又匆匆买了两个小时后开往兰州的火车票。没买到坐票，我一路站着。因为疲倦，站着都能睡着。
此去是向远在白银的五姨借四千块钱凑足学费。五姨和小姨合伙开了家火锅店，我帮着干了一个星期的活。走之前，五姨把我叫到小包间，她躺在凳子拼成的长椅上，说这个钱是借给我的，如果父亲还不上，就由我还。然后，教育我要省着花钱。我低着头，频频点头。
大一下学期，母亲邀我去她所在的城市过年。冬天很冷，母亲租的是一个月七十块钱的简陋民房，就更冷。那段日子，我们靠一个“小太阳”取暖。我怕费电，开一会儿，暖和过来了就关掉。水龙头在屋外，常常被冻住。出不来水，我就无法洗脸。有水的时候，水壶里烧的是浑浊如牛奶的碱性很大的水。母亲每天吃这种水。
母亲每天吃大把药，大概有多种疾病。有一次，我听她和二姨说：“等丁鹏结完婚我就自杀，我现在浑身都疼，活着太难受了。”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和我说过，如果把她卖到日本，日本人能给十万块钱，就能让我过上好日子了。说完母亲就哭，我也跟着哭。那时候大概真有这样一种买卖，我曾听二姨说过同样的话。
除了摆摊卖一些裤头和袜子，母亲也在朋友经营的旅馆当服务员。母亲对我说，有的客人特别坏，往暖壶里尿尿，母亲就要常常清洗那些暖壶。母亲用皮筋和布头为我做了一个钱包，皮筋像腰带一样把钱包固定在肚皮上。以防止我乘坐火车的时候，钱被别人偷走。
又一年冬天，睡觉前，父亲说母亲做子宫摘除手术是他给母亲弄的医保，并嘲笑说：“你妈做完这个手术，就相当于一个废人了。”父亲一直怀疑母亲在外面有别的男人。一名陌生的男人给父亲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母亲开始跟他过，骗了他的钱，又和另外的男人过。他去找母亲，被母亲找人揍了一顿。他让父亲不信就去母亲那看看。”那个男人又给父亲打过几次电话。父亲对他所说的深信不疑。那一晚，父亲和我说了。父亲竟然和那个男人达成了统一战线，这让我觉得很可笑。父亲说他不和我说的话心里不舒服，让我听过以后就过去了。
大学里，我学习成绩仍然不好。补考两门课，重修九门课。包括一门计算机、两门体育、四门英语、四门数学相关课程。我所学的是会计学专业。却把大把时间、精力放在业余写作上。我的习作开始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获奖。有一个学期，我没有挂科，加上发表、获奖所加的学分，竟然总分排班级第三，获了奖学金。毕业那年，我加入了吉林省作家协会。
毕业后，我签到一家施工企业做财务人员。先是在吉林省桦甸市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上实习了三个月。实习期满，回到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的机关工作了四个月。期间，利用周六日考取了驾照。年间，萌生考研的想法，开始购买考研所需的专业课资料。过年我没回家，在房租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的出租屋里，背了七八遍考研单词。
三月，我被分配到安徽省阜阳市的项目上。做财务、招标、会议记录及其他领导指派的工作。在项目上工作没有假期，任务繁重。好在吃住都不花钱，而且工资一压就是五个月，我得以在七月底辞职时攒了一万块钱。
在职考研的压力，从三本会计学专业跨考北大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难度迫使我每天四五点钟起床，赶在八点上班以前学习两三个小时。中午吃过午饭，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睡二十分钟，剩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晚上吃过晚饭，我会一直学到半夜十二点或一点。上厕所都是跑着来回。为克服疲倦，我喝大量的咖啡，不惜拧自己的手臂和大腿。我信奉《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的一句话：“当一个人战胜困难的决心足够强大的时候，全宇宙的力量都会帮他。”
得知我在准备考研，领导的态度是复杂的。下班后同事们往往聚在一起喝酒，而我独来独往，憋在办公室里一天不出来，同事们的态度也是微妙的。人生难免有遗憾，我没有忘记自己要什么。七月，我说出辞职的想法，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后来，母亲说，要是辞职了，没考上怎么办？我说再考一年。母亲说，你要是有这个决心就辞吧，别给自己留遗憾。
七月二十二号，我向项目经理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回到西安灞桥区的机关，办理辞职手续。同事问我：“听说你要考研？”“嗯。”“考哪？”“北大中文系。”“呵呵，加油……”
我在本科学校旁的城中村租了一个房间，每月三百。又在学校的考研自习室占了一个座位。早上五六点简单地洗漱完毕，在出租屋里背一个小时单词，在学校食堂吃过早餐，自习室差不多就开门了，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晚上九点四十，自习室关门。带本单词书，回到出租屋背会儿单词，睡觉。暑假过后，自习室变成通宵的，我就学到深夜十二点或一点，一天学满十五个小时才回去休息。
夏天，教室装有吊扇，然而我的座位并感觉不到吊扇的风。在最热的几天，大汗淋漓中，我完成了英语十年真题四十篇阅读的英译中，通读了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与董学文的《西方文学理论史》。我租的房子更是热得睡不着。即便睡在十块钱的凉席上，即便开着三十五块钱的小风扇，虽然我不舍得让它一直吹着。
九月临近考试报名，我了解到北大中文系开设了创意写作专业。因与我的兴趣更加契合，遂在报名时改报了此专业。疲倦的时候，我鼓励自己：“干完这一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当个作家了……”我知道现实永远要从我们身上剥夺东西，而梦想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东西。
到了冬天，出租屋又变得十分阴冷，我依旧盖着夏天买的薄被。电热毯是网上淘的便宜货，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热度。我常常在夜半冻醒。打开手机一看，只睡了一两个小时而已，遂蒙头继续睡。早上也会被冻醒，就索性起床。走在路上，寒风凌烈，我是漆黑的路上活动的灯盏。这时百姓厨房尚未开门。偶尔买到包子，因为休息不好，连热乎的包子都咬不动。
我曾无数次想过放弃，因为厌倦、畏惧……但我选择坚持到底。
十二月二十七日，考第一门政治时，因为紧张，大题答错了位置。察觉后距考试不足一小时，我要重新誊抄两道大题到正确的位置，又有三道新题要做，时间十分紧张。有一瞬间，我觉得命运，那面目狰狞的巨兽重新阻塞了我的前路。泪抑制不住地流下来，觉得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然而就是因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所以不容我轻易放弃。我咬紧牙关答完了所有的题目。最后成绩出来，我如愿通过了初试。
三月二十日，我背着满满一书包发表的样刊及获奖证书，参加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六号楼举行的一五级中文系研究生面试。叫到我的时候，我走进去，面对五位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十分钟的时间里，我回答了纸上列出的几个专业问题。将背过去的作品给老师大概看了一下，回答了对面五位老师的提问，甚至简单讲述了我的故事。拟录取名单出来，我的面试成绩是九十四分，第二。我如愿考取了北京大学！
考上了，我却感到沉重。一年四万的学费，不是我的家庭所能承受的。好在亲戚多，东凑西借也能凑齐上学的费用。我考上研究生的消息在村里传开，村里人颇有微词，包括我的家人。我回到家，每个人都问我：“读研究生有工资没？”“没有。”已经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失望。“毕业能给分配工作不？”“不能。”对方的眼神变得微妙。“学费一年多少？”“四万。”于是大家都劝父亲不要供我读了。
因为申请助学金，父亲把他的病例和残疾人证复印件各给了我一份。父亲说以前白求恩医院的过期了，又花了五六百块钱在镇精神病院新办的，但是钱白花了，没有申请到低保。
前几天，我住在外祖母家，席间，外祖父痛斥我：“我看你现在也有点看不起你妈。你要是这么想就天打五雷轰吧你！你是不和你老丁家一样以为你妈在外面养汉呢？她和你爸干仗，你爸抓住她的头发往墙上撞。你爸那么老高，她那么小！她和你爸出门都不行瞅别的男的，这都什么年代了！那年你小姨在市场上卖菜，看你们家穷，想让你妈过来帮忙，好让你家有两个钱。你家邻居和你奶说，你妈起早贪黑往外面跑，要是外面没有人，能吗？你妈当市人大代表的时候，你爸也寻思你妈指不定在 外面有什么事呢？市里的领导去你家参观，中午你妈给你爸钱让他去买菜，直到下午三点你爸也没回来。人家领导能乐意吗？有一次你妈和你爸在光照上拽草帘子，就因为你妈东张西望，你爸一下把你妈从光照上推下去，没摔残废算不错了。对待你妈出走这件事我不禁心里支持她，我举双手支持她……”
生活时刻在我面前展开一道宽阔的河流。我常常无法横渡，只能认苦作舟，以梦为马。我盼望的卢一跃，带我到河的另一岸。盼望丰饶的苦难里孕育出生活的蜜和纯洁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