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亲点李鸿章进行马关和谈
1895年，樱花盛开的4月，一艘轮船从天津塘沽港开出，目的地是日本的马关，船上搭乘的是以李鸿章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和谈代表团。这时，中日战争已近尾声，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威海卫的北洋水师最后几艘军舰也被迫投降，提督丁汝昌自尽身亡，日本陆军从朝鲜追杀至辽东，战局已经无法支撑，这次赴日与其说是去和谈，不如说是去投降。战争仍在继续，清朝先派去了一个以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但日方借口中方代表授权书没有写明拥有全权，拒绝与他谈判，即使张要求等正式全权授权书寄来也不行。就在张荫桓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向使团随员伍廷芳私下问道：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的也是模棱两可：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也还是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点名请李鸿章前去，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企图。
李鸿章，想当年何等威名，如日中天，以新科翰林的荣光，弃文从武，登台拜将，灭太平，除捻乱，功至勋伟，官至极品。内乱荡平，更倡导洋务，开二十年同光中兴，轰轰烈烈洋务运动。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创建可称中国第一的现代设施举不胜举，无愧近代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光荣，正如梁启超所评：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而其倾尽心血，最自以为傲的则是北洋水师，东方第一支现代海军。它辉煌过，仅仅十年前，朝鲜发生小乱，日人欲染指乱局，北洋三艘铁甲舰，南下日本海，偏去日本长崎补给、小修，实为武力示威。入港后，水手纷纷上岸，趾高气扬，嫖娼作乐，中国水手与日人发生街头暴力冲突，北洋军舰退下炮衣，燃起轮机，日人登门赔礼道歉，以赔付三万余银洋和解。可知否，中国也和西方列强一样在日本耍过威风！
也仅仅在十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率政府要员一行，亲赴津门，求教自强维新良策，傲慢的李鸿章高居上座，指点江山，但是他小看了日本，他小看了伊藤博文。伊藤的知识结构和现代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得多，他精通汉语和儒学，去英国留过学，在英国，他已经有日本赶上世界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的思想，以后他又四来中国，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五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中国官员谁可相比？当他任总理大臣期间，曾带领大部分政府阁员去欧洲考察一年多，主要考察西方制度。在伊藤等维新官员率领下，整个日本以全盘西化方针埋头改革，上下同力，局面一新。当慈禧为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海军经费，日本的天皇正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购置那艘北洋水师订购而无钱付款不得不放弃的吉野号战舰。所以，甲午年因朝鲜冲突，清朝向日本宣战，并不了解近二十余年变化后的新日本，甚至号称东方第一人的李鸿章，虽然有所觉察，但也没有深刻认识到东邻一个小岛国的放肆挑战，最后竟会给中国和他本人带来如此灾难。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是的，看看李鸿章开创的现代化事业，我们知道其才具；看看李鸿章发出的中国面临三千年不遇大变局的呼吁，我们知道其见识；在甲午战争，我们看到了他的不遇。即使日本人，也认为李鸿章是对日本最清醒的人，一个日本政客曾写道：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独李鸿章一人能知日本之大体，又有对付日本之策。彼往年上书朝廷，请整顿海防，文中曰日本阴柔有大志，宜阳与之结好，阴为之备云云。彼确实期望兵备完成之时，再对日本有所行动。故彼至今为止，以所谓阳交阴备对待我国。甲午朝鲜内乱兴起，日本介入，咄咄逼人，满朝官员爱国情绪激昂，士绅群情共愤，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其状###师翁同龢的怂恿之下，更是下了一战的决心。独李鸿章力排众议，倡议忍让主和。但是在强大的爱国声浪中，任何冷静提出的稳健主张，都会被淹没，主和者会被视为毫无爱国心、胆小卑怯之徒，甚至被斥卖国贼，为全社会所不齿。宣战诏书如期发出，甲午战争开始了。
确实，那时的日本，在国人眼中还是蕞尔岛国，经过自强中兴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无不认为我朝已大大进步，日渐强盛，即使明治维新后刚刚强盛起来的日本，对中国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决战，但是大批日本间谍早暗中潜入中国，他们测量地形，了解民情，观察政局，在他们报告里，判断出中国只是外强中干，败絮其中，朝廷的腐败、军队的松懈、制度的腐朽，他们都一一看在眼中。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的洋务运动，认为以中国物产丰富，如积极变革，很快会成为世界强国。可是有日本人认为，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而李鸿章对这些也不无所察，他曾在私人信件中嘲弄自己是大清国的裱糊匠。特别是人们寄以无限希望的北洋水师，被人质问，花了朝廷那样多的银子，难道关键之时不堪一用？但李鸿章深知，那是经不起大风大浪的水师政绩工程。甲午战争三年前，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军官们发现，小小的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现代的帝国海军舰群，李鸿章很清楚这些局势变化，不愿轻启战端。甲午现代海战，对双方都是第一次，日本做了破釜沉舟的长期准备，而李鸿章则是满腹狐疑地以畏战心态被迫挂帅。他这种畏战心态是不是导致败得那样惨，或许颇有关系，但即使是自信勇敢的统帅，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日本，仍不乐观。我们看到在陆地和海上，大清军队都是一败涂地。
败局已定，战争仍在继续，没人知道如何收拾残局，原先狂呼爱国的满朝臣子拿不出任何主张，变得默默无声，似乎此时这与他们都不相关。由于战局的失利，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了黄马褂。但几天后张荫桓回到北京，将日本人不接待他而提名李鸿章前去的意思说出后，朝廷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又还回了刚被革职的李鸿章刚被拔去的三眼花翎和黄马褂，责成他亲赴日本。李鸿章不知道这是极大的侮辱吗？他不知道这是使他身败名裂之行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清楚。严复曾在李鸿章故去后写下过一副名挽联，为其鸣屈：使先时尽用其谋，知成功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一场他不想打的战争，但又似乎成为他的战争，只有爱国者的鼓噪，没有人去承担。尽忠王朝的道德规范，使他不得不去，不能不去，他必须承受这份侮辱，必须把自己毁灭。在驶往马关的海轮上，他写下一首诗：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识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前方的马关，更大的耻辱在等着李鸿章，等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