貂蝉从贴身丫头到知名祸水

检阅宋元以前的文献,特别是可信度较高的史书,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人们不难断定:王允定计除董卓、董卓死于吕布之手是事实,然“貂蝉”不见其人,“连环计”亦史无其事。

《三国志》描述吕布与董卓之间的纠葛时,所涉及的女人只有一位不知名的“侍婢”。《后汉书》的异文为“傅婢”,说白了,就是董卓的贴身丫鬟。陈寿在《吕布传》里写道:“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由是阴怨卓。”董卓拔出自家“手戟”无情地掷向吕布,只不过是因为吕布犯了点小错。杀卓的根源就在于这一偶尔发生的冲突,与吕布私通傅婢一事并无瓜葛。

　　当然,跟傅婢的暧昧关系是吕布的心病,确实大概成为行刺董卓的一把尖刀。关于这一点,范晔《吕布传》纪录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图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但即便如此,亦未曾为“连环计”的情节提供任何资料佐证;而“貂蝉”的故事就算能在“傅婢”身上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话,也恐怕是多来自于读者的丰硕遐想而已。

　　暗婢是历史上不知名的小人物,貂蝉则是说书人或文学家虚拟的大佳丽。这个布满传奇色彩的名字,无论活泼在民间传说、戏剧舞台上,仍是呈现于诗词歌赋、古典小说中,老是和吕布连在一起。但直到唐代,文学作品中吕布的身边并不见貂蝉。比方,李贺的《吕将军歌》有云:“吕将军,骑赤兔……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在这首布满想像的诗歌里,吕布身边还只是“傅粉女郎”,这似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貂蝉登台之晚。

　　貂蝉进入民间故事的年月,一般以为不晚于北宋。明代盛行的《三国志传》有这样一段描述,“宋邵康节先生有诗叹曰:董卓无端擅汉权……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邵康节,指的是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不过,所谓邵康节先生有诗云云,与该书中其他一些无稽可考的宋诗一样,皆为小说家伪托。在傅璇琮先生等主编的1992年版《全宋诗》第七册中,邵雍的名下就未辑录这首来源不明的“邵康节”诗。

　　此刻看来,传世文献中呈现貂蝉的故事,较早且可信的莫过于南宋时期的金代院本、南戏、元杂剧及元刻话本。当然,上述文本的形成肯定有一个不短的过程,但其源头是否可上溯到北宋,现有资料还不足以给出有力的答复。

　　正因为貂蝉的故事出自于虚构,所以早期话本、脚本的内容不尽相同。假如比照近三百年来盛行最广的《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不同就更大了。比方,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说:“本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选入宫中,掌貂蝉官来,故名貂蝉。”再如,元刻本《三国志平话》甚至以为,貂蝉原先是吕布之妻,不幸在战乱中失散,零落到王允府。在王允设计的“连环计”三部曲中,貂蝉所饰演的角色是受王允拨弄的棋子,她对计策本身好像一无所知。

　　至于貂蝉的结局,在明刻本《三国志传》、清刻本《三国演义》中都描述为,吕布死后,貂蝉就不知所终,给人留下无限辽阔的想像空间。但早期的三国戏中也有过这样一出:吕布刚死,貂蝉便向关羽献媚,关羽为断绝红颜之祸,一刀结果了这位美人。

　　上述现象表明,艺术虚构的故事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前者老是随着时代精神的演变而不停被加工和革新,内容的古今差别有时会发展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后者则始终维持着根本领实的面容,像董卓的暴虐荒淫、吕布的贪利好色、王允的忠君爱国等等,不但在区别时期的史书中没有异词,并且在所有以历史为后台的文学作品中亦未曾被倾覆。

　　总之,历史跟文学是两个区别的领域,史学著作必需追求真实,文学作品则不能没有虚构。只管貂蝉的形象随着历史的车轮不停前进,根本上仍是给喜爱三国故事的读者留下了美妙印象——她不但是足以跟西施、王昭君、杨玉环媲美的旷世美人,仍是一位深明大义、铲除国贼的有功之人。李渔《批阅三国志》就赞扬道:“为西施易,为貂蝉难。”意指西施只要哄得一个人,貂蝉却要哄两个人,实在是大费苦心。毛宗岗接着说:“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可以想见,与时俱进的貂蝉,在当下和此后的艺术舞台上,同样会受到世人的欢迎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