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与东林党之争
一
首先,解释下党争这个词语的概念,是指古代官员结成党派,为争取政治利益互相攻击。历史上著名是我党争主要有晚唐党争、北宋党争、明朝党争三大党争!
明末的东林党与三党和宦官的党争,直接变成了明朝这个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东林党人登上政治舞台,如上所说,完全是沾了当初拥立光宗朱常洛和熹宗朱由校即位的光,光宗与熹宗皇帝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可以说东林党是出了大力的,并且在天启三年之前,东林党的势力遍布朝野,可以说是很特权的一个政治集团。
明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工商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江南一代的资本家和官僚,可以说是富得流油,而当时明朝的国库,却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却屡屡亏空,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业税收极其有限,而工商业屡屡逃税漏税。而那些资本家和官僚为何能够如此逃税成功,还是多亏了他们暗中扶植的政治上的代言人:东林党。
当时东林党人的主要对手,是万历帝身边的宦官们以及朝中的齐、楚、浙诸党,又由于到了天启时期这三党成员大多已依附于大宦官魏忠贤,所以有时这三党也会被直接划入广义的阉党体系。这就直接导致两大对立集团东林党和阉党最终形成!
历史上认为的东林党误国,主要是指的东林党对朝廷对资本家以及工商业从业者的征税,导致国库虚空,本来明朝军队就军费匮乏,恰好遇到北境烽烟四起,南方起义军风起云涌,简直是处处都缺钱,东林党人不仅不为国出力,反而处处抵抗向工商业收税,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这也直接导致了南方的农名起义军愈演愈烈,最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东林结党给明朝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深重的历史教训,不少人对东林结党的危害认识不足,而被东林党华丽的词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对其多有追捧和誉美之词。明末的党争及大地削弱了明朝的力量,以致于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直接压垮了这匹强大的骆驼!
二
文极则必开动乱之机,明朝的政治环境是有些不同的。历史上各朝代的政治力量主要包括皇权、外戚、宦官、士人、勋贵,而有明一朝,外戚是不存在的,因为朱元璋定下了规矩,历代皇后都是出身自中低级官员、甚至是平民家庭;勋贵集团在经历土木堡事变之后,也所剩无几。因此只剩下皇权、宦官、士人,宦官作为一种皇权延伸的存在,只是皇权的附庸。士人集团的势力则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达到鼎盛,整个明王朝进入了一种一元化,由定型的庞大文官群体维护的政治统治时期。万历二十八年不上朝也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但万历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只是对文官士人集团的一种报复形式,因为此时的皇帝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他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强烈制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已经受到了东林思潮的影响。
东林党从来都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党派,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是后来由反对派给起的。它最开始是一种学风思潮,起源于顾宪成被革职之后于无锡东林学院的讲学议政。顾宪成在士人中享有极大的声望,由于反对张居正的改革以及争立太子等事,遭到神宗的厌恶被革职遣返。他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问题,有多有识之士慕名而来,于是慢慢地,因为大致相同的政治主张,这批人便常常在政治活动中结合在一起。
到了明熹宗天启即位,明朝已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辽东与女真的战事吃紧,而国库相当空虚。为了提高财政收入,熹宗准备对税收进行改革,东林党对此大力反对,因为他们主张让利于民,但此处的民是有特指的。在当时,中国北方农业严重歉收,江南则出现了初具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场。东林党代表着江南商人阶级的利益,主张国家应该以农业为本,应重点征收农业税;因此对熹宗的征款赈灾和对江南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政策进行百般阻挠。
面对这种局面,熹宗环顾四周,身边一没外戚二没勋贵,目光最终落在了那位像老狗一样陪伴自己长大的太监身上。于是魏忠贤开始得势,我一个市井街头的小混混怎么就到北京做了东厂厂主九千岁了呢?。当初一些被东林党排挤打压的官员,也纷纷聚拢到魏忠贤的旗下。天启五年,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党人遭到杀害。但魏忠贤出身泼皮无赖,为人狡诈狠毒,在一直到天启七年明思宗崇祯登基的两三年时间里,借机将政见不同者全部列为东林党进行打压,政局被搞得秩序混乱,乌烟瘴气。
崇祯顺利登基,也意味着魏忠贤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此后,东林党借助崇祯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机会,将很多政见不同者统统归为阉党进行打压,并再次取消或降低了盐税、矿税、海外贸易税等种种税负。于是,明朝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经济制度开始崩溃,最终在内有流民起义外有强敌入侵的局面下大明王朝走到了尽头。
魏忠贤只是熹宗用来对抗东林党的工具,而其领导的阉党和与其针锋相对的东林党,始终在打着各自的旗号党同伐异,都对明亡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甚至就对国家的贡献而言,阉党恐怕还要略好一些:在魏忠贤当政时期,朝廷没有给农民加赋,并且针对江南地区重新设立了万历末年被东林党废除的工商税;朝廷有钱了,便有能力支付军队的开支,因此在这期间,关外也捷报频传。
反观东林党,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空有政治理想和抱负,却拿不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政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明王朝面对满清的威胁局面,与赤壁之战前江东集团面临的局面也有几分相似。当时鲁肃是这样为孙权分析的:像我鲁肃这样的人,可以迎降曹操,依然拥有一官半职,逐年升迁也可以做到州郡一级的长官。但如果将军迎降曹操,还会有立命之所吗?所以,天下真的是历朝历代某一家某一姓的天下吗?某些投降满清的东林党人,摇身一变依然在自己统治阶级的位子上扬扬得意。崇祯帝在位17年,除了东林党以外无人可用,最后却落得身死国破的下场,难怪会留下诸臣误朕文臣人人可杀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