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妓女评花榜带来的美女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避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