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后犯错商人为何不怕被罚款而怕作检讨

　　要说商人厚起脸皮，罚款不在话下。可是要交“检讨书”，在那个时候可是“最要命”的。经过了“三反五反”，最怕沾上“奸商”二字，要公开书面检讨，以后还怎么混呢！那时的观念是不怕罚钱，就怕开会作检讨。

　　三反五反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何季民，原题：新中国稳定物价：斯大林逝世“奸商”哄抬花圈价格被重罚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有一个“康乐食堂”，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食堂突然贴出了一纸“告示”，宣布所卖菜品全部降价（笔者注：以下为旧币）：炖鸡块，原价12000元，降为8000元；回锅肉，原价4000元，降为3000元；卤面，原价3000元，降为2500元；鸡肉面，原价5500元，降为5000元……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津包子每个两分钱

　　康乐食堂为什么要降价？当然不会是主动的，是因为受到了工商联的批评，批评他们之前抬高物价、破坏了稳定物价的政策。经过了“三反五反”，一纸批评代表着强大的压力，不许涨就不能涨，要你降价，就得降，不降不行，当年有“令行禁止”之效。像康乐食堂这样无奈降价的，绝不仅此一家，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稳定物价的一个普通例子。要知道，当年工商界“调整经济”的意义，对于民生来说，不是涨价，而是降价。请看看那时候的北京小吃多少钱？有一份1954年“质量价格标准”为证（价格为旧人民币，一万元为新币1元，一百元为新币1分）：

　　2两一个的烧饼价格300元；火烧每个2两2，价格300元；油饼每个2两6，价格500元；糖饼每个1两5，价格500元；香油家常饼每个4两，价格500元；大饼每斤1800元；天津包子（香油、酱油、葱、姜）每个9钱，价格200元；馒头每斤1800元；花卷每斤1800元；切面每斤1800元。

　　从此以后，全国物价稳定了七八年，有力地保证了工农业建设的稳定发展。这一切成绩，除了归功于“三反、五反打老虎”以外，还要归功于1951年、1952年和1953年工商界的“稳定物价、保证供应运动”，否则哪有后来几年的物价稳定、民生安定？就像1953年北京工商联宣武区分会的《迎接五一物价检查委员会宣传提纲》写道：稳定物价，保证供应是我们工商界的神圣责任，也是我们工商界的爱国表现……居奇暴利，减质减量，是旧社会的恶习，是违法的行为，是人民的公敌，旧社会一日三涨的物价，奸商的居奇暴利，是我们受够了的，是人民所仇视的，是今天所不容许的。

　　哄抬花圈价格受到严厉处罚

　　当年教育工商业者，为了警醒许多小商贩，还经常提起一个著名的例子：“斯大林逝世时，一些小店的花圈抬高价出售，曾受到处分……”

　　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签订停战协议，和平出现曙光，建设面临高潮，保证物资供应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仍然是经济战线的头等大事。那年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突然逝世，全中国也一下子陷入了悲哀之中，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北京的花圈自然一下子脱销、紧俏起来。就在这“全世界劳动人民无限悲哀的日子”里，却出现了极不协调的事情，崇文门外上四条及西单几家花店趁机“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顶风作案。照说商家投机，历来如此。可是在新中国、新社会就不可以！别说这些刚从旧社会过来的小商人，就是许多大人物也完全想象不到！抬高价格者，立即受到了严厉的惩处，除了接受罚款之外，还要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要说商人厚起脸皮，罚款不在话下。可是要交“检讨书”，在那个时候可是“最要命”的。经过了“三反五反”，最怕沾上“奸商”二字，要公开书面检讨，以后还怎么混呢！那时的观念是不怕罚钱，就怕开会作检讨！于是，有几张几十年前的“检讨书”，把几家商户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例如“和记花店”的王某某痛写检讨书，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今日将我所做的对不起人民的劣迹坦白，求大家谅解，只因斯大林大元帅逝世引起各界同志哀切追悼所用的花圈，在那时所买的所定的均是争先恐后，致使吾们应不敷求之际，吾亦未体会到哀切，尚且趁此机会将价提高到四倍之多，牟取非法利润……”

　　1953年的这起“哄抬斯大林逝世花圈价格”事件，其实金额并不大，但是发生在“三反五反”以后，引起特别重视，影响不小。当时的北京市工商联几乎具有绝对权威，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处理，从教育与惩罚并重，走向了以政治教育为主。犯错误作检讨成了最普遍的办法，而且极为有效，这在今天看来，真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