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高徒辩机：28岁与13岁公主私通，被李世民腰斩是真是假？

中国佛教史上的高僧如云，但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除了极少数顶级的祖师如玄奘、达摩、惠能之外，其他的祖师大德几乎都只被学佛者知晓。但与之相反的现象是，坊间对于“和尚的花边丑闻”一直情有独钟，而且千百年来演绎成了种种戏剧性极强的故事。比如所谓的“不负如来不负卿”，即便逻辑不通且有悖常识，仍旧被写成了大量的文字甚至搬上了荧屏。除了仓央嘉措抑或是鸠摩罗什之外，还有一位高僧的故事成了悬案，他便是玄奘三藏的高足辩机和尚。

这个故事大概便是说，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女高阳，纵使深得其父皇的喜爱，却仍旧无法逃脱被包办婚姻的命运。他被唐太宗指定嫁给了中书令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却在婚后行为极其不检点，与玄奘高足辩机和尚，也就是《大唐西域记》的主笔者私通有染。唐太宗大怒，腰斩了辩机和尚，相关的奴婢数十人也因此丧生，高阳公主却依旧受到宠爱。永徽四年，长孙无忌诬告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高阳公主在狱中自尽身亡。

这极具戏剧性的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而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它的出处，在两部重量级的史书中都有辩机与高阳的“风月案”的记载。这两部史书分别是北宋文豪欧阳修编著的《新唐书》，以及北宋名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故而在宋仁宗之后，这个故事便愈演愈烈，千百年来几乎成为了板上钉钉的史实。《新唐书》写辩机的死因是“被赐死”，而《资治通鉴》中则演变成为了“被腰斩”，自此以后的宋朝民间话本更是添油加醋，辩机与高阳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当然，这个故事的细节非常多，粗粗看来也相当合理，但细究之下，其中逻辑不通的地方极其多。或许有读者会问：“莫非你是想为辩机翻案吗？你是个佛教徒！”翻案，笔者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并且不存在出于私心为佛教人物辩护的动机。事实上，某些佛教徒对于辩机的事情，已经站在佛教的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是高僧另类的示现，是为了警醒众生。对于这种说法， 笔者也不置可否，本章笔者只是想谈一谈个人对于“辩机风月案”的分析，至于它的真伪，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历史上关于辩机的资料非常少，他的生年以及平生的过往几乎不得而知，史料中只有关于他的事迹的零星的记载。“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由此可见他15岁便剃度为僧，他的剃度恩师是大总持寺的主持和尚释道岳。但是，道岳在贞观八年时，就从大总持寺移居到普光寺，从此以后被人尊称为“普光寺道岳”。但辩机一直以来都被称为“会昌寺辩机”或者是“大总持寺辩机”，而从未与普光寺发生联系，这一个细节是相当重要的。

根据唐时佛教戒律：出家人为沙弥时，必须跟随剃度恩师。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在贞观8年道岳移居普光寺时，他并非是沙弥的身份，而是比丘的身份，沙弥受具足戒成为比丘的最低年龄限制，在20岁。各位一定要注意的是，唐朝对于僧人的授戒和僧籍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僧人受戒不仅需要授戒恩师，还要有大量作证的僧侣以及官方人员。绝对禁止私度的唐朝佛教制度（在中后期，制度逐渐松散），规定僧人受具足戒的地方即为他的僧籍所在，而大总持寺后来改名为会昌寺，故而能够推断出辩机在贞观八年最少年满20岁。

故而，我们推断出辩机“最小年龄”下的出生年份，即贞观八年满20岁受戒，贞观三年仅15岁就剃度出家，那么他应当出生的年份是隋朝的大业十年，即公元614年。

而高阳公主的年龄，在史料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新唐书》将其定位为“唐太宗第十七女”，实际上准确性也是较低的。根据《全唐文》、《旧唐书》以及先后出土的唐代公主墓葬墓志铭等资料，在唐太宗诸多的女儿中，高阳公主的排名在第二十四位，在城阳公主之后、金山公主之前。原因是《新唐书》对于唐太宗所生公主的记载有缺，即漏掉了兰陵公主之前、清河公主之后的5位公主，这些公主未见于《新唐书》的原因都是过早夭折。

《新唐书》虽然也跻身于正史之流，但它在材料的选取上很不讲究，欧阳修这个人虽然文采超群，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是不如司马光的。在《新唐书》问世之初，当时与欧阳修同时代的人就对其大加伐挞，认为其在治学态度上非常不严谨，很多材料的出处要么不详要么就来自野史笔记。而紧随其后的《资治通鉴》，编纂者司马光虽然基本上都是以正史为依托的，但他对于唐初的记载还是援引在他之前的《新唐书》以及《旧唐书》，很多说法都是以讹传讹的。

那么。如何推断出高阳公主的年龄呢？根据唐高宗李治的年龄来推断，城阳公主与李治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唐高宗李治的生卒年是非常准确的——贞观二年六月庚寅。对于高宗李治的生卒年，所有的史料都是一致的，这一点上不存在疑惑。城阳公主的生年不详，但她至少在贞观三年六月才出生，因为她的母亲生李治要经历怀胎十月以及四十天的月子，按最快的速度产下城阳公主也要再过一年。城阳公主嫁给了杜如晦的儿子杜荷，之后杜荷参与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事件，而李承乾在贞观十七年被贬为庶民。

按照唐代女子“13岁到19岁出嫁”的基本惯例，城阳公主大致是出生于贞观三年或四年，在13或者14岁的时候嫁给了杜如晦的儿子。而高阳公主紧随其后，出生时间最早在贞观三年六月之后，她出嫁的年份是贞观十六年，当年13岁左右。如此，我们便能够推断出高阳公主与辩机大致的见面时间，最早应当在公主出嫁之后的贞观十六年（642年），这一年高阳公主年仅13岁，而辩机和尚已经28岁了，两个人的年龄相差15岁左右。

那么，两个年龄相差如此悬殊，且身份地位不同的人，是如何相遇并且相爱的呢？

《新唐书》给出的说法是：“公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账其庐，与之乱。”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高阳公主与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外出打猎，与当时的辩机和尚相遇了，然后两个人就一见钟情，然后便有了后面所谓凄婉的爱情故事。而《资治通鉴》中的描绘则更加惟妙惟肖了，以短短的数十字交代了完整的情节，并且看起来非常符合大众的认知，以致于辩机和高阳公主之间的故事成为了经久不衰的佛教文学类题材。

“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账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

在笔者看来，这段话的前后内外，存在大量的矛盾之处，而且很多属于历史常识类的硬伤。

第一点在于，辩机与高阳公主相遇的地点，欧阳修与司马光的说法存在很大的漏洞。辩机在贞观十九年才进入玄奘当时所在的弘福寺译场，此前他一直在会昌寺，按照唐朝当时对于僧尼日常生活的规范条例，辩机是不可能随意外出的。唐高祖武德年间就下令：“僧尼无事，须安居寺院，不得随意外出”，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年间，更是规定“凡僧尼外出，须严格验视僧籍度牒，且予以登记”。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在唐朝做和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尤其是在唐朝早期，政府对于僧尼有着严格的管控。

唐代的老百姓有着非常严格的户籍制度，而僧众也有僧籍制度，并且有日常行为准则规范。辩机与高阳公主的相遇地，很难出现在隐秘的角落，至少也是在寺庙或者是房氏府邸。而《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公主是在打猎时与辩机相遇且苟合的，那么这里面的问题就很大了。

公主外出打猎的地方，要么是长安城外的郊区，要么就是高阳公主的封地。辩机不可能出现在郊区，更不可能出现在公主的封地，历来王公大臣的封地都是禁地，那么他们又从何相遇呢？

第二点在于，高阳公主与辩机即便是相遇，存在一见钟情的逻辑因素也不明朗。他们年龄相差巨大，而且身份截然不同，如何能够产生这样的情愫呢？辩机在唐贞观十九年就进入玄奘的译场，而公主在贞观十六年出嫁，房玄龄在贞观二十二年去世，唐太宗在随后一年便去世了。从时间点上来看，高阳公主能够与辩机产生联系的最多时间，最多不过五六年。

贞观十六年，高阳公主刚刚13岁，而辩机已经28岁了，这两个人的爱情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辩机是佛教历史上的高僧，中国历代的佛学家对他都是比较尊重的，而且玄奘本人也非常器重这个弟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口述，由辩机执笔完成的，而玄奘西行发心求取的《瑜伽师地论》，也是由辩机完成了大部分的翻译工作的。笔者很难想象，这样一个高僧会在28岁的时候与一个少女产生爱情，而且高阳公主这个人素日嚣张跋扈，她如何能够看得上辩机也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很多笔记小说写“辩机俊美异常”，笔者以为这或许只是后人的附会，至今没有任何史料从正面描述过辩机的容貌。反而是南山律宗的祖师道宣对辩机十分赞赏，在辩机死后，道宣大师盛赞了辩机在弘福寺的译经工作，“《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余为执笔，并删缀词理，其经……微有余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大家要清楚的是，道宣是律宗的高僧，他对于持戒是相当看重的，辩机假设真的犯了色戒的话，他的评价不会这么高。

除此之外，许敬宗在《瑜伽师地论后序》中也盛赞了辩机，“《摄决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臣许敬宗，奉诏监阅……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这篇序文是呈给唐太宗李世民亲自过目的，许敬宗不可能夸赞一个私德有亏的和尚，这简直就是给自己找事情。辩机是玄奘僧徒中九位“缀文大德”之一，他的德行和持戒是受到长安僧团认可的，他与高阳公主发生私情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接近于零。

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房玄龄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史书上的记载出现了大量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这些矛盾事件甚至延伸到了唐太宗去世后的唐高宗永徽年间。

房玄龄去世之前，还表示了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担忧，这使得唐太宗十分感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他对高阳公主说，房玄龄这个人都病成这样了，还对国家的未来如此关注，真的是难得啊！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高阳公主的态度与平常一样，没有任何失宠的迹象。

《旧唐书》中的这段话，也被收录到《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但后者又说唐太宗发现辩机与高阳有染之后，腰斩了辩机。房玄龄去世一年多后，唐太宗就驾崩了，那么唐太宗是何时发现并处理辩机与高阳公主的事情的呢？此时的唐太宗身患重病且自顾不暇，他既要嘱咐自己的后事，又要处理自己爱女的这些破事，那他在临终前的一年可真够忙的！

更为重要的是，唐高宗李治永徽三年，房玄龄墓碑上便刻下了唐太宗的这句话：“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以作为家族的荣耀，而高阳公主也在其中。

那么，唐高宗李治与高阳公主并非同母所生，难道他也要偏爱高阳公主吗？更为重要的是，房玄龄去世三年后，高阳公主被李治封为了长公主（见《旧唐书》），高阳若是与辩机有染的话，如何能获得如此两项荣耀呢？如此看来，高阳与辩机之事暴露应当在永徽三年之后，但《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言之凿凿地宣传辩机是被唐太宗腰斩的，这一个矛盾才是高阳与辩机风月传说中最难以自圆其说的。

除此之外，《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说：“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谮之，遗直自言，帝痛让主，乃免。自是稍疏。”说是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争夺房遗直的爵位，高阳公主也参与其中，于是受到了李世民的疏远。但《旧唐书》记载，房遗爱此时已经做到了太府卿的职位，掌管的是金帛财帑这样的肥差，他与自己的兄弟争遗产的动机在哪里呢？而且高阳公主是皇帝最宠爱的公主，高阳公主似乎犯不上与丈夫去争那点财产，此类漏洞在《新唐书》中比比皆是。

除了以上这些无法自圆的漏洞之外，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东西，也佐证了高阳与辩机是不可能有染的。比如，辩机在进入玄奘译场之前，几乎没有单独与高阳接触的机会，而在进入玄奘译场之后，则更不可能有时间与高阳相处。玄奘译场人数多达上万，而且任务相当繁重，“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辩机莫非也学会了“时间管理”的方法吗？同时，玄奘的译场有大量的重兵把守，一般人是进不来也出不去的。

那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何方神圣，能够潜入玄奘译场偷盗呢？这个盗贼面对价值连城的舍利、金银佛像以及奇珍异宝不动心，偏偏去偷辩机和尚僧房内的“御枕”？这恐怕说不过去吧，这简直就是个非主流的笨贼。而且，审查小偷的官员如何知道那是高阳公主的神枕？莫非高阳公开赠与辩机？那此事不等到两人东窗事发，必定会传得沸沸扬扬。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在这一事件中也过于低智了，仅仅凭一个枕头，就断定自己的女儿与和尚有染？这又不是什么露脸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他难道就不需要仔细调查吗？还有一个硬伤就是，按照唐朝的法律，通奸根本不是死罪，更不可能被腰斩。（《唐律疏议·杂律》）

“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疏议曰：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妻妾罪等。”

这类的漏洞还有很多，比如几乎与欧阳修和司马光同时期的《太平御览》，就没有记载辩机与高阳的风月之事。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竟然压根都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玄奘，这是不正常的事情。欧阳修在北宋被誉为“韩愈第二”，不仅仅在于他引领了文坛的一代风气，还在于他与韩愈一样，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佛者”。总体而言，《旧唐书》在史学上的价值不如《旧唐书》，而《资治通鉴》同样夹带了司马光个人的私货。

关于辩机和高阳公主的那桩风月案件，笔者认为虚假的可能性较大，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已经将其演绎成为了种种的传奇，笔者对于这类作品也只能保持中立态度。但站在一个学佛者的角度来讲，笔者认为辩机之所以被牵扯入这桩乌龙案件中，与他十分诡异的死亡有很大的关系。辩机到底是怎么死的？历代的史料都没有给出答案，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也正是这层原因使得辩机和尚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但毫无疑问，辩机的去世给玄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作为玄奘最出色的弟子之一，玄奘将平生两部最重要的作品都交给他负责——《大唐西域记》和《瑜伽师地论》，可见玄奘本人对他的重视。斯人已逝，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嘴下留情，不要人云亦云地诽谤乃至戏谑这位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而是应当站在理性与公正的角度去看待关于辩机的种种传说。千百年来，辩机和尚被讥讽为淫僧、恶僧而受到世人的嘲讽，笔者以为此种风气可以休矣！

风韵高朗，文采斐然，一代名僧，缀文大德。谨以此文缅怀大唐传奇僧侣辩机和尚，或许对于他来说，毁誉已经不再重要了。云在青天水在瓶，南无阿弥佗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