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大师晚年为何写《柳如是别传》，干嘛专为一青楼女子立传？

王国维为何颐和园自沉，与陈寅恪何以会写《柳如是别传》，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史学界两大谜团。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江西修水人

尤其是陈寅恪的这段晚年公案，更牵动人心，也更让人猜疑。现代中国的头号史学家，垂老之年，竟然焚膏继晷专为一无关中国历史大痛痒的妓女立传，怎么说都是一件反常之事。要知道，陈寅恪这人，是余英时所说的“学术史中心人物”，从他“出道”到生命终结，一直都是当时那个时代最受瞩目的学者，主角光环基本伴随着民国始终（1949）。

正如当时的学界大佬傅斯年推诚至予的月旦评，“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氏是可以推倒一世的学林豪杰。他的同时代的学者同行，对他寄望最殷，几乎都毫不怀疑，以这个人的才华和学识，完全可以超越钱大昕、赵翼等人的境地，“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再创辉煌，写出经天纬地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来。

结果，一代大师，贡献出来的压卷之作，竟然是一部妓女之传，基本是让当时所有人错愕的。

《柳如是别传》，1953年属草、1963年竣稿，为陈寅恪封刀之作

何以会如此诡异，中国学者在这件事情上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也写出了连篇累牍的研究文字，试图去破解这两个历史迷思。但至今，也始终莫衷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遂成为永远的“悬案”。

我们现在所能揣测的是，为柳如是作传，不仅世人不能理解，可能也是超出陈寅恪本人正常的的写作计划的。

早年，陈寅恪的治学用心，按他给《学衡杂志》投书时的记述，是要用西方科学之方法，开展中文和藏文的比较研习，并对佛教经典的误读作出勘正。为此他到处留学，也遍学诸多外语，就是为此作储备。

留学国外诸大学，不要学位，专意读书之时

回国以后，因为资料的缺乏，他逐渐放弃这一学术方向，加上家国危亡的刺激、文化沦灭的隐忧，遂有了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抱负。可以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作，都是这一理想的操练。书名称之为“稿”，固然是谦虚，可也确实只是他小打小闹的准备。后人视为精金美玉，其实陈本人并不特别重视。

陈寅恪意图写通史的想法，也为当时人所关注，大家翘首以盼，比如钱穆先生在大学讲述中国史，就自谦只是为陈作“前驱”而已。结果呢，晚年目盲体衰状况，最后的时光，他花费所有心力，投入全部热情，膏火自煎十余年，贡献给学界的，却是一部80万字有关明代名妓柳如是的传记，彼时的人们是大跌眼镜啧有烦言的。比如施蛰存、钱钟书、顾颉刚诸先生公开表示不理解，还是钱穆先生，在海外辗转得读此书，在给学生的私信中，表示极大的失望，以为浪掷才华。

所谓“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那问题来了，一代大师坐困愁盲，岌岌可危，按道理本该为民族传续文化香火，“学术托命”，为什么要自废武功，拿生命去盛赞一个名妓？难道真的是如项鸿祚所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如果事情真的如此清楚和简单，也就不成其为历史之谜；陈寅恪何以是陈寅恪，也就变得非常可疑了。

所以，从基本逻辑出发，后来余潜山的推定，大体上当最接近真相，即这一定是一部寄托遣怀之作、忧世伤生之书、别有怀抱之著，字里行间遍布“哑语”和“密码”。只是余先生论当代史，个人情绪过重，私货捎带过多，有些不免过度阐释罢了。

钱穆及其夫人、得意弟子

我斗胆先揣测其中两三点成因，更多感想，留待日后有机会时再就教于朋友们。

一，“不降志，不辱身”，孤怀遗恨的自我剖白知识分子说话、表达意见，可能不是那么直白的。《庄子》里，就说人言说的方式，有所谓“三言”，即“寓言”、“重言”，还有“卮言”。

陈寅恪一家

这一点，我们也看到大量历史成例：当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不容人正经说话之时，那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士人，就能通过特殊而娴熟的话语，如九渠十八涧般，重峦叠嶂婉折地表达自己的心曲与孤愤。《柳如是别传》这是这种笔法的再现。所谓“复重言者，贵以微诚，披露肝胆”，充满了“三言”式的隐语。

表面上，《柳如是别传》只是写名妓柳如是的风华，实际是讲述了在明亡烬余理想倾覆的幽光中，一批不屈士女的抗争史。“亡家亡国亡天下”，“不降志，不辱身”的红妆柳如是等人，不惜毁家纾难，宁折不弯，为光复文化之故园、政统之中国、道统之华夏，奋不顾身，赍志而没，无怨无悔。在陈先生看来，柳如是实际是这种理想的符号人物，是故不惜出死忘命，恳恳重言。从一点看，柳如是就是陈寅恪。

宋遗民郑思肖著名的《心史》

“夫子殆将病也”。陈寅恪晚年，以故国之思，“留兮中州”，避地岭南，天真的以为置身事外，价值中立，可以全身免祸，结果小看了非理性疯狂，为所吞噬。在家国与文化双重性的残阙毁禁的目击心伤中，于内披寻钱柳之篇什、伸张学者之尊严，对外借机表述自身气节与价值守望，就成为他的思考必然，和敞开心灵的唯一途径。陈先生说过，写此书，也是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此点而言，《柳如是别传》又是他不得已借言的“心史”之作。

我们今天看《柳如是别传》，细心一点，看里面对柳氏的讴歌，对钱氏的理解，对志士潜德的表彰，对野蛮群生的谴责，对郑成功海外建朝的祝福，并不难发觉，里面无一不是在暗寓这些悲怀遗恨，以此“痛哭古人，留赠来者”。作为一代史家，他是在“世变”中煎熬写“世变”，越到后来，越沉痛地将身世感与历史感揉成一团的。

一代盲人史家以口授的形式，完成《柳如是别传》.旁为助手黄萱女士

在陈先生的诗集中，他曾有诗曰“欲将心事寄闲言”。陈寅恪所以写柳如是，我以为这是他最重心的着落点。

二，“著书唯剩颂红妆”，为受侮辱的女性作关怀代言我们还可以知道的是，早在1954年，陈先生就开始动笔写柳如是了。而那时，国家百废俱兴，他自己备受礼遇，实无“愤”可泄。

潘恭寿 所画柳如是照

是以，是《柳如是别传》，当然不仅只是晚年陈先生发泄愤懑情怀之作。潜山余先生解读时，固然精彩迭出，但是非得一味地往政治上靠拢，既不客观，也不符合事实。我以为，从时间点和陈先生一贯为人推断，他起初写柳如是，可能真只是遣兴而已，是真的有“颂红妆”、表彰历史上一些杰出女性的意图。

为女人尤其是一个妓女写长传，是中国史家从来没有想过，甚至是鄙夷的。陈先生有此意，并非无聊，而是他平权理念的表达。书中，他自述说，柳如是“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很明白要为她洗冤辨诬。这是一个杰出史家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的催发。

明末清初之际，一代文化大师钱谦益

我们知道，陈先生一生，立身端谨，对女性始终有着一以贯之的贵乎常人的尊重。不仅如此，这一点，我们看《吴宓日记》的记录，还有陈先生及其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即可明白，男女平等主义，也是陈先生自始至终守持的一个理念。《柳如是别传》可称是这种非一般的史家关怀的“代言”。

因为道理也很明显，如果单单只是寄托气节，表白孤恨，陈寅恪完全可以选择史上其他更为惊心动魄的仁人志士做文章，比如瞿式耜、史可法、刘宗周、夏允彝等等，这些“孤臣孽子”故事似乎更能引发共鸣。因为论志向之坚定、行事之多劫、境遇之惨烈，这些人都远比柳如是更加具有可述性。因此，从此推断，“不降志，不辱身”的情怀陈述，绝对只是其中一方面，是重心但非全部。

今人影视剧演绎中的钱柳形象

更何况，柳如是的身份，本身也是复杂。她既是风流名妓，也是爱国豪杰，更是节妇烈女。只是在此中，传主因了女性的身份，更显传奇，更显突兀，也更可以寄托意义了。陈寅恪长期留学西洋，平权主义思想甚重，柳如是作为男权世界中的女子，其才、其思、其志、其苦、其悲，陈先生身为男人身，当是自惭而感佩的。

我想，但凡读过《柳如是别传》一书者，都不难看出，书中确实浸淫着陈先生本人太多的深切同情和感知，乃至敬意。而差不多与写作此书的同时，陈寅恪也写出《论再生缘》，歌颂另一位清代女才子陈端生。所以，他自己说，“著书唯剩颂红妆”，不为无因。

三，“一笑妆成伴白头”，对妻子爱意与感激之情的含蓄表达其实，我个人揣测，陈先生写作此书，除了传达男女平权的理想之外，还有一个缘由，就是借机传达对自己妻子唐筼女士的感激之情。

唐筼，1898—1969，广西灌阳人，唐景崧孙女，曾执教于北京女高师，为许广平老师

唐筼出身名门，满腹才情，一生为了夫君流浪四海，朝不保夕，求一饱腹都难，患难与共无怨无悔，其才情、气概、境遇等都和柳如是有着若干相似之处。陈先生写柳如是，既然是有浓厚的“身世之感”，那么传达对自己夫人亲爱、感激、敬佩的心意，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心的读者，翻阅《柳如是别传》，想并不难暗查此点。甚至说，书中有太多的“闲笔”，不从此想，都令人费解。比如，《有美诗》写钱谦益与柳如是的蜜月同居生活，什么“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怜”等句，完全是可和他《戊辰中秋渤海舟中望月有怀》等诗参读的；比如，他写柳如是各种才情超卓、甚至动静咸宜、无不美好之形象，以及钱谦益各种“夸妻”渲染，处处可见唐筼身影，与陈氏个人情绪。

陈寅恪目盲后，留下的很多“手迹”，实为唐筼代笔

特别重要的一点，随着近年来材料的不断发现，我们所知道的是，陈氏晚年，对于当初未听妻子苦劝，没有离开是非之地，是异常悔恨，自感糊涂的。这是他晚年极其纠缠的一个心结。他1958年抄示龙榆生的那些旧诗，什么“西江艺苑今谁胜，不是男儿是妇人”都蕴含着这种深意。而《柳如是别传》中，陈氏反复强调河东君的英明决断，钱牧斋的懦弱糊涂，难道还不够昭然若揭么！

从这一层看，写柳如是之才情卓越、之人情通达、之眼光深远、之英明决断，又是在侧写他妻子唐筼女士。陈寅恪晚年，在写作《柳如是别传》其间，也曾写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诗歌，以示感激夫人唐筼之辛苦，并用“可封侯”三字来形容她的“壮举”。后来，身不由已，虎落平阳，他还曾多次深情的嘱托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妈妈。”所谓“颂红妆”，必有“颂妻”的深情包含其中。

陈氏家族

我读《柳如是别传》，常无端感动而不能自已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想也正在于此。

往事已矣，逝者如斯，如今探究《柳如是别传》到底为何而写，似乎早已不再特别重要了。

陈寅恪后人.左为其两个女儿

只是，我们也需要有默契的是，我们现在阅读《柳如是别传》，还有谈论此书的成书因缘，不只是无聊闲谈而已。它最大的文化意味，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为陈寅恪式的一脉文化香火守灵和致悼，更是对不堪的往事作出检讨和省思。

陈先生写作《柳如是别传》时，曾感慨，“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他认为，他为柳如是写传，赞誉这样一位女子，后世是能理解他的苦衷的。因为没法直接说话，他的苦衷有很多的谜语，我们缺乏钥匙解开，遂成历史疑团。但是有一点，我们还是确信可以“相知”的：即他要告诉后世，他所经历的，他所写下的，绝非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这个时代的悲殤。

广东中山大学校园中的陈寅恪坐像

历史永远是最健忘的病人，往复循环，不舍昼夜。记住过去的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我想，这应是史家陈寅恪的最大心愿，也是他写作《柳如是别传》最苦心孤诣所在。也唯能如此，他的冤魂才有路可走，我们为后者方有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