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民:一代“杀毒王”远去

　　4月5日,清明节,微博上的众多好友转来同一条消息:王江民老师因病逝世,时年59岁。跟评者多惋惜慨叹。

　　生前,王江民任北京江民新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他开发了KV系列杀毒软件,一手创办了江民科技,被业界公认为反病毒行业的先锋。

　　不幸的童年

　　王江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厄运并没有就此止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王江民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轧断了一次;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碰倒,一头栽到水里;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他,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也学会了抬头游泳。倒霉的王江民不信邪,腿不方便,可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星;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这一熬,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

　　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他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3年之后,他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他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最大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他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文革”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

　　1988年,王江民第一次接触了计算机。他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他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

　　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他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他25元,三个月后,他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3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独特的“广谱过滤法”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他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

　　王江民第一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这么低,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

　　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如果卖,难免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

　　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他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他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他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他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他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绝对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聚散离合

　　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寻求转让对象。第一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两万元转让费,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鲍岳桥。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

　　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明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同意软件上署名UC-TB-KV,只同意署名UC-KV。双方最终没谈成。

　　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国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