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毕业生自述：毕业十年后，我为什么去做了农民？

中山大学毕业十年后，我为什么去做了农民？

2002年我从中大毕业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十年后自己会去做一个农民。

从读经济到爱社会

一切要从中大的四年说起。我读的是岭院国际商务系本科，接受的是经济学+商科的专业训练，但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经济与商业背后的那些因素：例如政治与社会、资源与文化，以及人本身。

我开始寻求jump out of the box. 感谢岭院宽松的氛围，以及中大作为一所综合性学术性大学给我提供的非常多的自由和宝贵资源。上好岭院的专业课之外，我开始广泛的去蹭课、听讲座，例如去听任剑涛讲政治学、艾晓明讲性别与政治、袁伟时讲民国历史、周大鸣讲人类学方法……同时我通过参加学生社团和办学生杂志，认识了一群不同专业背景但却有着相近的社会研究兴趣的同学。这群大学交下的朋友，直到毕业十几年后的今天，很多还是会经常联系的好朋友。

对我后来职业影响最大的，却是一个叫做Jeremy的美国交换生。他当时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大四学生，在岭南基金会支持下交换到岭院一年，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英语口语课。

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极为感兴趣，我们一见钟情，迅速成为了好朋友。那一年里，我们聊过很多美国的公益组织、生态保护、公民行动，以及中国的情况。我们还一起去做了关于中国媒体、城乡差距等调查，分享彼此的观察和想法。我们一起聊美国大学生和中国大学生的生活、成长、价值观和职业选择差别。

在认识Jeremy之前，“社会”只是我的“专业外的兴趣”，我从来没有想过从事社会领域的工作。认识他之后，我人生第一次领悟到NGO原来也可以是我的未来职业选择。他还不断鼓励我可以大胆去听从内心的声音，赞赏我的社会想法，还给我写各种推荐信。

心不在焉的商业研究员

2002年我从中大毕业，但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运气立即去做NGO。像当年很多毕业生一样，我投奔去了外企：一家给很多世界500强企业提供市场研究服务的B2B公司。

2005年的一个咨询项目却成为了契机。

那一年，有一家做皮肤病类药品的外企委托我们做中国农村农民的皮肤病流行病学调查。这家外企是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中国的农民开始脱贫，有些钱可以自己买药。他们希望做一项前瞻性的研究，看看怎么可以把他们的皮肤病类药品卖进中国的农村去。

我们选择了湖南和山东农村作为研究样本，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深入走访了上百条乡村，一共访问了几百位农民、赤脚医生和乡镇卫生院。

触目惊心。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农民那些烂得很恐怖的皮肤，以及远远都可以闻到的那股臭味。

我完全不懂医学，但所有访问的医务工作者，都指向同一个重要的致病源：农药和化肥。医生还告诉我，农民手脚皮肤长年累月反复地接触到浓度不明的各种农药和化肥，混合起来更不知道是反应出什么化学物质；而且他们大多缺乏必要的农药化肥使用防护知识和剂量意识，因此反复损伤或者感染，慢性积累致病，根本不是药可以治的。

我当时觉得脑子被不知道什么从天而降的东西狠狠地砸了一下：我们先是发明了农药，卖给农民，损害了他们的健康，然后我们尝试再发明另外的一些药，再卖给农民，去“救助”他们。——这真是一个荒谬的现实！

我很快意识到三件事情：第一，农民是农药化肥的第一受害者。第二，他们的病本来就不应该有。第三，公益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卖药永远干不过卖农药。

我很快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转行。

回头发现，“遇见”绿色和平

我很清楚自己想加入一家环境NGO。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绿色和平。

我从小看新闻联播里绿色和平开着小船去反对日本人捕鲸，觉得这些“鬼佬”真够勇敢和疯狂的，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后来居然要申请加入这个疯狂的组织。

但似乎冥冥中有注定。绿色和平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合作办公室，居然就在中大。地点在南校区人类学系的马丁堂，时间是2001到2002年：正是我读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因此很自然地，我开始留意到他们，看见他们那些超抓眼球的海报和影像照片，旁听他们的讲座，翻读他们做的环境调查报告。我开始了解他们，觉得他们很酷很专业。

2006年，我找到绿色和平中国区总监的E-mail，给他写了一封求职信。成功拿到入场券。

绿色和平中国农业与食品小组当时做了很多重要的调查，例如转基因水稻、农药鸡尾酒、氮肥的真实成本等等，同事还满中国地跑，采样调查，土壤、水和农产品的一个个样品和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输出。我每个月还会收到科研论文摘要，是科学中心的同事从《自然》、《科学》等学术杂志汇编的最新学术成果。我在绿色和平做的主要是森林保护，但农林牧渔都是属于“大农业”范畴，很多问题都相近、相通。

在绿色和平的三年，我就像海绵一样在吸收着关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农业的专业知识，不亚于读了另一个大学本科。后来我转到一个本土的环保基金会工作，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在依靠大量农药化肥的农业模式下，乡村环境被破坏、农民健康受损，城市人吃不到放心的食物、健康也受损。

食物的选择可以带来改变

所有的点点滴滴经历，最终归结为我的一点认识：食物的选择可以带来改变。通过影响消费者选择环境更友善的农产品，可以保护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福利，也让消费者最终长期受益。

但改变谈何容易。这其实是要把一个经济或者产业现在的平衡和常态打破，并且转到到另一种平衡和常态。这可能需要很多人、很多年，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才可能到达市场与产业的拐点。

但我可以通过一粒米、一群人和一条乡村开始，成为向拐点前进力量的一部分。2012年，我在广州老家创办了天地人禾，开始种田卖米。三年前，我们从3个团队成员、7户合作农户、28户谷东（=提前全年订购我们大米的朋友）和50亩田开始，到三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了12个人的团队、50户合作农户、506户谷东和300亩生态稻田。

这三年来，我发现我过去在公益和商业上的分裂获得了和解，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终于交汇到了一起。三年后的今天，我觉得天地人禾要做的事情其实越来越简单：我们就是想让种米的家庭和吃米的家庭都更幸福。下一步我们的目标就是和你一起共同建设一条生态乡村，村里的鸡鸭鱼肉、农副产品、民宿等等，都与本地城市的众多家庭产生联结。如果我们可以聚集3000户订米的家庭，就可以做到。

和更多中大人遇见

从1998年进入中大，到今年十几年一晃就过去了。回头去看的时候，居然点滴成线，真的就像乔布斯所说的：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这中间可能是直觉、命运、因缘际会……

回头看去，中大原来就是我命数。我现在的合伙人之一，就是中大数计学院和我同届的校友。我的很多校友和老师，现在都成为了天地人禾的铁杆用户、支持者和顾问。从2013年开始，我利用业余时间回到中大，给国际商学院大二和大三的同学讲公益就业与创业的课，也和岭院和管院的MBA朋友一起讨论怎么通过商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