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掘金记


  张杨,1980年出生于湖北,在过去的28年中,他体验了从普通的湖北小镇到武汉、从武汉到清华、再从清华到哈佛的求学之路……

  初到美国,患上“美元换算恐惧症”

  很多中国人初到美国的留学生活的经历,都是怀揣30美元(最多也就100美元)独闯美利坚。然后若干年后功成名就,放弃高薪诱惑,怀揣着数量不便透露的美元荣归故国。

  而我的经历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我是带着大量美元来美国的。因为在被哈佛录取前,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毕业的我,已经在新东方西安校区当了两年多英语教师,完成了一些“资本积累”。而且,哈佛还给了我“半奖”,每个学期7000美元。但在奖学金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我自己先预付了学费和生活费。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万美元的现金。因为这一万美元的纯零花钱,我出国特别“有底气”——美国大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也不过500美元,我相当于一年里每个月有将近1000美元的零花钱呢。

  在机场给我送行的时候,父母都流下了眼泪,母亲哭得更是伤心。直到我入了海关,母亲还不放心地叮嘱:“孩子,去了别忘了把钱早点存到银行里。”

  平安抵达波士顿,钻出了哈佛广场的地铁站,我看到了一片欧洲小城堡一样的小楼,觉得仿佛只穿过了一条地底隧道就到哈佛了。因为时差,我睡了不到3个小时就醒了过来。一大清早就开始一路狂奔——注册、银行开户、申请兼职工作、办理学生证。学校安排我们一个星期做的事情,我一天之内就全部办完了。与我同楼的一个美国女孩看我如此高速且不知疲惫地办这些事情,看得目瞪口呆,最后终于忍不住问我:“Alex(我的英文名字),你是想明天就毕业吗?”

  忙了一天,我终于时差发作,下午6点中,当我办完最后一个手续之后,回到宿舍,我倒在床上睡着了。一觉睡醒居然是深夜2点。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将近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开始是因为时差不想吃,后来是太忙没有时间吃。实在饿得难受,我不得不出去觅食,我记得在哈佛广场有一个24个小时营业、叫做CVS的超市。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购物。走进超市,我发现除了哈根达斯冰激凌,所有东西比我想像的都贵。哈根达斯冰激凌一大筒5美元,跟国内几个小球就要100多人民币相比,便宜得惊人。但是非常奇怪圣的是,其他的东西都挺贵。比如一盒薯片要2美元。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大约是16元钱(按当时的汇率);一个橙子标价1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将近8元钱。最后,我实在舍不得,只买了一瓶水,一盒薯片拿回了宿舍——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顿饭。

  以前在国内时,我花钱大手大脚,步行超过10分钟的路程必定打车。到了美国,我开始特别省钱了。因为多花一美元,银行的账户上就会少一美元。如果用完了这笔钱,我该怎么办?和不少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我得了“美元换算恐惧症”。症状的最大表现就是:在商场看到价签时,会条件反射般地把所有物价都乘以8,然后吐吐舌头,心里嘀咕:“怎么这么贵啊?”最后逛了一大圈,还是两手空空地结束购物。

  另外,哈佛的餐厅属于强制就餐。只要你住在哈佛的宿舍,就必须到餐厅里就餐,因为餐费已经交给了哈佛,不吃也得吃。对我这个出身湖北、吃惯辣酱的中国人来说,每天去哈佛餐厅吃面包三明治简直是一种折磨。可我没有太多钱去外面的餐厅吃饭。去餐厅吃一顿饭至少得二三十美元,我的“美元换算恐惧症”就会让我迅速换算成两百多人民币。一顿饭吃两百多,我肯定不舍得。虽然在哈佛学生里,我算是个有着“巨额”存款的中国“富人”,但我过得和其他学生一样“穷”。因为我下决心要好好规划我的财富,最好还要“掘上一桶金”,把美国“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勤工俭学,打工挣钱游遍美国

  有一次,教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在马萨诸塞州,年收入低于3000美金的都属于绝对低保户。我当时马上联想到我自己。因为当时我在美国没有任何的收入,我去申请美国低保救济的心都有了。美国低保户也许都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可以想办法创收。我曾经在哈佛广场遇到一个低保户大叔,除了领取救济金之外,他还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乞讨家。首先他很有头脑,将”经营场所”选择在人来人往的哈佛广场。选址好,他已经成功了一半。其次他动用智慧乞讨。美国人是一个喜欢宠物的国家。大概一大半人喜欢狗,一小半人喜欢猫。这位老先生收养了一只狗一只猫。大冬天的,他裹着棉被往那里一坐,然后左手一只猫,右手一只狗。猫和狗非常地配合,身子蜷缩在厚厚的棉被里,露出凄楚动人的大眼晴。于是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一半把钱捐给了狗,一半把钱捐给了猫。乞讨到如此境界,不能不算是“乞讨家”。

  在一个凄冷初冬的夜晚,我坐在哈佛广场,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我在想:我来美国到底值不值7放弃国内那么舒适的生活,来美国受这份苦,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好,这种压力也为我带来了动力——我要勤工俭学!在美国,一个人的信用记录非常重要,一开始,因为我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社会安全号,类似中国的身份证),所以连手机也没法买,如果要买,就要交300美元的押金。于是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申请一个社会安全号。在哈佛,得到社会安全号非常容易,只要在学校获得过合法校园工作的国际学生都可以去申请。

  但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兼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给我的同学顾问Radhika打了一个电话,请她帮忙。Radhika是一个热情的印度女孩,在我还在国内、我们通过MSN聊天时,她就有求必应。她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份非常适合我的兼职——图书馆媒体助理。说是助理,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我“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有学生不会用电脑,或者需要借什么媒体设备就来我这儿。这样,每周我可以轻松地拿到300美元左右。

  不久,我每学期7000美元的奖学金也发放了下来,使我的经济情况大大好转。更幸运的是,我结识了一个富裕的美国家庭。他们家的儿子正在学中文,我当他的中文老师,薪水是每周400美元。于是,我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加上图书馆的媒体助理工作,我每周约有700美元的收入。

  这样,我慢慢地度过了商场价格“乘以8”的心理恐慌期。在这里,我还要告诉国内即将出国留学的朋友们:选择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打听学校的资助能力,如果学校资助能力不强,自己在国外会活得特别难受和压抑。因为在美国,对外国留学生的打工控制很严格,除了在校园兼职以外,所有为校园以外的雇主服务都是非法的,但是学校的兼职机会很多,比如助教、助研、助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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