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观淡薄开放的唐代婚姻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其开放特点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等方面，而且反映在民间礼俗和婚姻制度上。当时，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

　　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首先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相对自由和对美满婚姻的大胆追求 上。《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封建社会时代的所谓贞节则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这是对妇女的一种片面要求。在我国古代，自开始重视和强调贞节以来，妇女的离婚、再嫁便越来越不自由。但是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

　　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礼记》曾为出妻规定了七条理由：不顾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哆言、窃盗。《唐律》也大致袭用这些规定，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不必经官判断，只要作成文书，由以方父母和证人署名，即可解除婚姻关系。但同时，《唐律》又承袭古代对妇女三不去的定则，即曾为舅姑服丧三年者不去，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不得去，现在无家可归者不得去妻。有三不去中任何一条，虽犯七出，丈夫也不能提出离婚。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杀罪和谋害罪。经官府判断，认为一方犯了义绝，法律即强制离婚，并处罚不肯离异者。对于违律为婚而妄冒已成者，也强制离婚。

《唐律》的这些规定，不言而喻，其本质是为了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巩固家长制下的夫权。在强调子女从一而终的封建时代，能够以法律形式规定夫妻不相安谐即可离异这是前代和后代所罕见的，《唐律》对妻无七出和义绝之状，或虽钝七出而属三不去者，不准其夫擅自提出离婚，否则处一年有期徒刑。这无疑对夫权是一个限制，对妇女利益是一种保护。另外，对妇子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这就从法律上为婚姻的相对自由制造了一定的条件。

　　从史实来看，唐代离婚再嫁是较为容易的。离婚当然是由夫方提出离异者为多。女子色衰爱驰、男子一朝发迹，都可以成为弃妻更娶的缘由，甚至有因细小事故而轻出妻者。男子离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妻子的命运系于丈夫和公婆的喜怒之间。正如白居易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然而由妻方提出离异者也不少。有因夫坐罪而求离婚者，有因本家有故而求离婚者，有因夫患病而离异者。还有民间女子因对婚姻不满意而离婚的事。这表明，唐代离婚较为自由；不仅为法律允许，而且不受社会舆论非议。

　　另外，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三嫁者甚多。仅以肃宗以前诸帝公主计，再嫁者23人，三嫁者4人。

　　离婚再嫁的难易和贞节观念的强弱，是衡量婚姻关系自由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唐代看，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习以为常，并未受贞节观念的严重束缚，它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男子中，较普遍实行着各种形式的多偶制。皇帝嫔妃如云，成百上千；贵族达官也借种种口实，广置妻妾。就连与妻子情爱甚深的白居易也不例外，除纳妾之外，士大夫阶层还有狎妓的乐子。

　　与男子的纳妾嫖妓、寻花问柳相对应，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中，也常演出许多蓄养情人、婚外私通的艳事来。以武则天为例，早在她作太宗才人时，就与太子李治发生了暧昧关系，当皇帝后，更广置面首，大选美少年为内侍。《开元天宝遗事》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杨国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忽昼梦与国忠交而孕，后生男名助。国忠使归，其妻具述梦中之事。国忠曰：此盖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时人无不高笑也。梦中有孕不过是骗人的幌子，而杨国忠对妻子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怪罪，反而为其开脱，这除了顾及自己的名声外，只能说夫妻间有一种不相禁忌的默契。

　　上层如此，下层也是如此。社会上一般妇女私奔、私通之事，不乏其例。唐人笔记小说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婚姻中，一夫一妻制不仅为丈夫，而且对妻子的限制也并不十分严格，女子在不相禁忌的形势下，常常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婚外偷情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