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讲门当户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的范围极广，几乎包括了中国长 江、黄河、辽河、漠北广大区域。北方各民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卢水胡各族先后 建立政权，将社会组织模式乃至文化习惯带到中原；南方的山越、蛮族、莖 人、俚人、僚人也走出深山老林，开始与汉族融合。

　　民族大融合带来了南北社会组织形态的激烈变动。北方割据政权大体都经过“胡汉分治”的 阶段。所谓胡汉分治，就是对于境内少数民族采用本族制，而对于境内汉族则采用汉制。直 到北魏太和(477—499年)初年，才逐渐用汉族的原有办法改革地方基层管理。太和九年到十年 (485—486年)，均田制、三长制、州郡制相继出台。三长制规定每五户百姓置邻长，合五邻 置一 里长，合五里置一党长。太和十年，北魏下令在全国设置38个州，同时对畿内地区居民实行 分并改组。北方地区重新纳入秦汉以来的州、郡、县的组织结构。魏晋南朝的汉族政权虽然 社会组织方式与秦汉基本相似，沿用州、郡、县的管理模式，但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势力 大为膨胀，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门阀士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士族也迅速发 展。南、北士族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建有田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个体小农虽然也拥有自 己的一小块土地，但往往沦为士族的奴婢、豪强的佃客。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六大著名稻作区。它们是江南稻作 区，包括三吴、皖南及晋陵地区，它是南朝最重要的稻作区；荆湘南川稻作区；汉中巴蜀稻 作区；南阳盆地稻作区；淮南稻作区；交广和闽广稻作区。这些稻作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 农业在全国 经济中的低下地位。南方城市的密集度也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其中尤以扬州、荆州、益州 、广州四个地区城市最为密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食为稻米、小麦。在面食制作方面出现了很多变化，西晋束皙的《饼赋 》提到新出的面食有安乾、豕耳、狗舌、剑带、案盛、髓烛等 名目。它们有的由普通百姓发明，有的从外族传入中原。这一时期，中国菜肴的九大主味： 酸、 甜、苦、辣、咸、鲜、香、麻、淡等都已具备。汉代已知如何用曲酿醋。北魏时，用谷物制 曲酿醋的技术相当成熟。《齐民要术》中有多种制曲酿醋法，而且还开创了酿造陈醋的方法 。先秦时只有肉酱“醢”，汉人已用豆作酱。《齐民要术》有《作酱法》，专章介绍13种风 味不同的酱的做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不少菜肴的做法来自外域。本是胡人喜食的 乳酪，成为北方汉人广泛流行的副食。还有一种菜肴，叫“羌煮貊炙”。据《齐民要术》介 绍，羌煮原是羌人的一道菜，吃法是将精选的鹿肉煮熟后切成块，蘸着各种调料制成的浓汁 吃；貊炙是貊人 发明的一种烤乳猪，做法是用火慢烤，一边烤，一边往上洒酒抹油，烤熟的乳猪色泽鲜丽， 呈琥珀色，入口即化，汁多肉润，是上等美味。

　　两晋时期，饮茶之风盛行，待宾之礼，有献茶一项。王?不但个人喜爱饮茶 ，还爱以茶待客。因为劝茶过于殷勤，以致客人望而生畏，有“水厄”之怨。茶还被用来表 示人品的高低。东晋陆纳在家用茶招待名士谢安，陆纳的侄子认为过于清俭，擅自献上酒肉， 结果弄巧成拙。谢安走后，他被陆纳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认为败坏了他的清名。酒也是当时 人们的饮品。晋人刘伶是个著名的酒鬼，常乘鹿车，随走随饮，要仆人扛锄于后，称随死随埋。家人劝他戒酒，他答应了，但背后又祷告上天：“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晋书·刘伶传》)《齐民要术》保存有几十种酿酒的 方 法。其中说有一种“郘米酒”，酒味奇佳，但酒性很烈，饮过量即死。“与 人此酒，先问饮多少，裁量与之。若不语其法，口美不能自节，无不死矣。”(《齐民要术 》卷七)

　　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服饰之美。体衣(上下衣)、头衣(冠帽)、足衣(鞋袜)成为人们典型的 装饰式样。当时服饰更新速度很快。《抱朴子·饥惑》曾说，当时冠履衣服，每天每月都有 新的变化，“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经常突破等级限制 。胡服在当时十分流行。十六国、北朝时，胡服在黄河流域达到与汉服平分秋色的程度。直 到孝文帝改革后，服饰的胡化风气才有所改变。

　　魏晋南北朝的婚尚以等级性婚姻为典型特征。世族享有特权，他们把血统、门第、出身当作 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及身份价值的尺度，婚姻也竭力保持血统的纯化，因而形成了世族婚姻的两个特点：一是重门第。南方世族之间依据政治地位、社会名望和家庭势力构成了比较稳定 的婚姻圈。琅笽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三者之间的通婚最繁，其他如河南褚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虽与王、谢通婚，但政治地位、家族势力有所不及，频率不高。与北方大族 崔氏、卢氏联姻的，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定郡望的世族。可见当时南北方的大族 ，对于婚姻等级界线划分得十分严明。二是地缘性因素比较突出。如吴姓大族中以吴郡顾 、陆、张氏同会稽孔氏和吴兴沈氏五者通婚最密，而以吴郡顾氏、陆氏、张氏三者婚嫁较繁 。等级性婚姻造成早婚现象非常普遍。如东吴郁林太守陆绩之女，年方13就嫁给同郡张自， 东晋荀羡年15岁就与帝室联姻。梁武帝纳丁斌嫔时年14岁。陈朝周弘正年10岁时，河东裴子野就以女妻之。早婚自然早育，这就造成了兄弟姊妹年龄悬殊、而叔侄姑侄之间年龄反而相近的现象，遂使高频率的血缘异辈婚姻成了这时门阀婚媾的一个显著特色。高门世族在六朝后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正是这种婚姻的恶果。

　　南北等级性婚姻习俗虽然大体相似，但也略有不同。在继娶纳妾方面，南方的正室侧室之分 及嫡庶之别，不如北方严格，家庭纠纷亦不如北方严重。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南北也有不同 。北方受少数民族胡化的影响，妇女与社会接触较多，地位较高。家庭的组织形式和家庭情 感 ，也复有南北之别。南方形成了父子异居和一门数灶之风。《太平广记》曾著录这样一个故 事：北齐使者卢思道聘陈，陈朝显贵宴请他，席间相互嘲谑。陈朝官吏诵诗云：“榆生欲饱 汉，草长正肥驴”，讥辱北方人是食榆嚼草的蠢驴。卢思道反唇相讥：“共甑分灶米，同铛 各煮鱼”(《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谈薮》)。他讽刺南方人同炊异馔，一家人不同吃一锅 饭。卢思道的谑诗反映出南方的一门数灶之俗。

　　魏晋南北朝特别重视葬事，但对葬礼却并不十分重视，而重视至情至性的哀悼。西晋王戎在 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拘礼制，但内心十分悲伤，容貌憔悴。东晋会稽王献之死，其兄王 徽之奔丧不哭，因为王献之喜好弹琴，王徽之将王献之的琴取下来，坐在灵床上试着弹一曲 ，但怎么也弹不出和谐的音调，他把琴摔在地上，悲痛地感叹“人琴俱亡”，恸绝良久(《 世说新语》卷下《伤逝》)。当时比较重视相墓术。郭璞、张子恭、高灵文等是当时的相墓 大师。相墓术除了继承天人感应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外，还十分重视审察山川形势，讲究 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结构等，其中山川形势的勘察最受注重，它涉及山脉、水流、林木 的位置、走向、枯荣，看重山川的“形”、“势”、“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较为强烈。佛教和道教都拥有大量信徒。秦汉时期所确立 的祭祀天地之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个别皇帝举行以外，并未得到高度重视。而对佛 教和道教神佛的崇拜却与日俱增。道教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神仙谱系，它虽然没有超越固有的 宇宙观念，仍以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岳镇、海渎、山川作为构造神系的主干， 但在道教神系中，神的形象更加富有感染力，不像国家祭典中那些偶像那样严肃，较少政治 色彩。而且道教还认为有“真人”、“仙人”，他们是得道而有神通的活生生的人，这些人 又多是传说中的人物，如赤松子、彭祖、王乔之类。南北朝期间，庐山曾建有招真馆，衡山 建有九真馆，桐柏山建有金庭馆，茅山建有曲林馆，对道教神仙进行祭祀。寇谦之、陆修静 对祭祀道教诸神的祭礼还有所规范。佛教的神佛体系主要包括佛、菩萨、天王(护法神)、力 士。佛教神佛谱系既不像儒家国典化的神系，也不像道教神系。对佛教偶像的崇拜主要包括 佛诞节、成道节、涅?节的纪念仪式、寺院日常礼拜仪式。举行上述仪式， 以香花供养为主，反对杀生。

　　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神祀也日益庞杂。精怪迷信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木、石、兽、禽都被认为可以成精作怪。在各种精怪之中，当时人们 对 龟精、獭精、鱼精、山精、狐精、鼠精尤为迷信。这些精怪或为妙龄少女，或为英俊少男， 或为皓首宿儒，变化多端，体现出人们受宗教观念影响后对于大自然的艺术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