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取士：中国教育史上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

头白空摩八股文，何能私塾接青云?夏侯着有藏书令，要使山中扩见闻。古人读书，大凡为求得一朝能上青云，为此不惜耗尽华年，去研摩那八股文。关于八股文，人们都知道那是明清读书人求功名的一种应试文体，特别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一文的发表，使国人对此更是耳熟能详。但对于八股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又为什么会产生在明朝，却仍知之甚少。事实上，唐宋间，科举取士中已经规定了作文应试文体的基本格式，但为什么八股文独独出现在明朝呢?这还得从八股文的产生渊源与历史背景说起。

　　人们通常只知道八股文是明朝的东西，实际上早在唐宋即已有其雏形。唐朝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帖经、墨义实际上就是明朝八股文的萌芽形态。唐朝科举考试以帖经取士，所谓帖经，是拿所诵之经书，掩其两端，中间只开一行，裁纸为帖。唐朝先采用口试方式，令应试举子回答经义，后来改用笔述回答经义，这就叫做墨义。宋初沿用此制，到了南宋，程朱理学兴起，为了减轻应试举子的负担，于是废考经义，考试范围限制在朱熹集注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之内，试题亦取自《四书》中的文句，所以后来的八股文又被称为四书文。到了元朝仁宗延佑年间，明确规定了科举考试法，有个叫王充耘的写了《书义矜式》一书，提出八比(即八股)的写作方法，于是举子考试都以八比体式作文应试。

　　八股文在历史上早就有了萌芽，那为什么到明朝才最终定型呢?又是谁首倡这种考试文体的呢?对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学界亦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这是明朝初年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种手段。明初，战事方了，百废待兴，各级政府的管理和地方的治理，都迫切需要大量知识人才。因此，朱元璋格外重视对人才的网罗，但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帝王，朱元璋又希望能对臣子拥有足够的驾驭和约束能力。所以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中，他采取固定统一格律，行文以《四书》、《五经》为题，不允许考生有自己的思想，答题也只是代古人立言，试图通过推行这种考试方法，将天下知识分子的思想集于一统，从而让自己的江山能够永固。因此八股文在明初方始出现，它是由朱元璋首创的。

　　有人则持不同看法。因为科举最后一道关是殿试，而殿试内容又极其博大庞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策问，包括问圣学、问天时、问刑赏、问圣贤、问天地鬼神、问人臣言行、问文学之士、问佛仙等。这些极具知识含量的问题，出身寒微、缺乏教育的朱元璋能否提出，显然是一个问题。所以持反对朱元璋首创说的人认为，明初八股文是由朱皇帝的臣子谋士刘伯温、宋濂等人最先创制的。

　　但刘、宋首创说的观点也有问题，因为明朝正式颁行八股取士制度时，刘伯温已去世数年了。所以现在又有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明朝八股文是在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在众谋士特别在刘伯温的提议下，朱元璋正式下令推行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展封建的政治经济，都十分注重网罗人才。中国历史上遴选人才的方法，在科举以前，经过了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等几个阶段。这些方法带来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国家政权机器里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士族，他们控制着人才的选择权，家族世代当官，而且还都是高官，出现了一些三世三公、四世三公的豪门望族。这些豪门望族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成为政府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样一方面堵塞了其他人当官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皇帝的集权，因此皇帝和社会民众对此普遍不满。到隋朝时，开始推行科举制，也就是通过考试选择官员，这样使得广大中小地主也可以参与到政权中来，皇帝也重新掌握了官员的选择权。经过唐宋的发展，科举选士已成为十分成熟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了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等许多科目，还有武举专门选拔军事人才。这一时期考试的内容也是比较多样的，如唐朝时还要考诗赋，因此读书人都要学会写诗，正因为如此，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诗歌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宋朝以王安石三新经义为依据，对策试士，这种考试的内容和形式已接近后来的八股文了。元朝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沿袭两宋的做法。不过，直到明朝才正式规定了八股取士，科举考试进入了八股文时代。

　　明朝改用八股文为主要的考试形式，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所起的决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后，他的目的是要再建封建帝国，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当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这对封建经济是一种冲击，所产生的市民思想和各种异端邪说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冲击。自人文向盛，士习寝漓，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鹜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尊是敬。也就是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前代人的思想，他们在应试的文章中写出了新的内容，里面不仅有诸子的思想，还加入了佛道两教的观点。应试文章竟然离经叛道，杂入新奇之说，诡僻之论，对封建的中央集权是不利的。为了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服赝孔孟之道，制止异端邪说，从而巩固封建专制，就必须加强儒家经典的灌输，把人们的思想重新纳入官方思想的轨道上。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把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严格规定，于是明朝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集注的儒家经典《四书》作为标准答案，文章必须以八股文为形式。这样，读书人就不再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不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然的话，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可怜天下的读书人为了他们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十年寒窗苦读，学到的却只是些除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外百无一用的八股文。再则，明太祖虽出身行伍，但是他明白，武力可用来夺取政权，却不能用以安邦治国，他的部下大多不识字，也办不了公文，更不能作高级执政官员。所以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勤于学问，多方罗致文人。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攻破徐州，有一个名叫范常的文人到军营见朱元璋，朱元璋就把他留下来作为智囊以备咨询。以后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宿学大儒网罗起来。至正二十四年以后，就下诏令开设文武两科取士。明朝建立以后，诸事草创，百废待举，于是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就下诏令开科举，自此开始一连开了三年科举考试。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又正式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八股文写作方法，并且限定字数，规定乡试、会试《五经》义一题，限五百字，《四书》义一题限三百字，以后到清朝最长也不得超过七百字。八股文一开头便要用一两句话将题意点明，称为破题，接着便是承题、起讲、入手，然后用八股文字对比地展开议论，随即落下，结束全篇，容不得半句离题话。这是最简练的文字，而且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清朝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八股文。由于八股文是登入仕途的敲门砖，于是明清两朝八股文大盛，文人们纷纷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精致但缺乏实用的八股文之中。一直到清朝末年，面对欧美列强的欺凌，古老的帝国却发现自己没有可用之才与之抗争，痛定思痛之下，八股文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于是在一片声讨声中，八股文被逐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