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这对好朋友，为何最后形同陌路？
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史上，鲁迅和林语堂曾是志同道合、并肩战斗的文坛挚友。但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在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大获成功之时，他和鲁迅近十年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１９３２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战友并肩作战，为人道主义而奔走。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
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８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民盟一边。可政府不管这些，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６月２０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７月２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新创办的《人间世》杂志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配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也骂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得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语相向。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后来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老友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
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史，这是我工作时间的安排，哪有什么嘲笑意思呢？”一次又一次的误会，最终，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