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符号与传播——对“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异人必有异相。如古代帝王，几乎无不具有“奇骨”“重瞳”“龙章凤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与形体特征。但没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充满传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画像有正像与异相，或称真容与疑像之别。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变的推手是谁？这两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与图像中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本文将通过对文献与图像两种历史材料的追踪，探析朱元璋相貌之变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一、朱元璋的“异相”的由来
1、《明史》所记郭子兴“奇太祖状貌”事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对其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郭子兴传》记子兴据濠州，太祖往从之，“门者疑其谍，执以告子兴。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其次妻小张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异人也。’乃妻以所抚马公女，是为孝慈高皇后。”
“正史”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异相说的重要文献基础，有必要对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实，朱元璋曾撰《纪梦》一文，回忆他入城之际为人所执，“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其中并无郭子兴“奇其状貌”的内容，甚至没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为滁州郭子兴庙立碑，《敕赐滁阳王庙碑》根据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说：“（上）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兴），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
《滁阳王庙碑》相比《纪梦》，补充了郭子兴“亲驰活之”的情节，称拔擢他为亲兵，是因为“间召与语，异之”，当是异其谈吐，未及其相貌。
显然，朱元璋两次自述，都没提到自己的相貌。
然而《明太祖实录》记述此事，已发生变化：“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兴，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朱元璋得郭子兴知遇之故，已由“与语异之”潜变为爱其“状貌奇伟异常人”。
郭氏次夫人之语，亦见《滁阳王庙碑》，称郭子兴欲为朱元璋择配，“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次夫人谓朱元璋“举止异常”，是称赞他才干出众，亦非诧其容貌。
通过对文献的追踪，可知《明史》所记朱元璋初从军时，因其“状貌”异常而获得特别的机遇，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传播过程中已发生变异。其变化之始，可追溯到永乐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
2、朱元璋“异相”始见于永乐中年官方文件
永乐初所修《天潢玉牒》，记明太祖开创事迹，该书载有许多奇异事件，为明王朝的开国史披上一层神秘面纱。如谓朱元璋微时，“往来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这是笔者所见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这位“奇士”指朱氏为非凡之人，至乃逊避不敢与之同城，可是没有说明朱元璋奇在何处。
到永乐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已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凡”的外貌：“（上）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碑文中的朱元璋，生着一部长而茂密的龙须，项上“奇骨”隆起，隐然上行，直至头顶，确乎一副骇人的异相，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张具象的“龙颜”。
然而朱元璋的“奇骨”并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戊申条：“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今见《太祖实录》为永乐九年至十六年的三修本，与碑文同一时期。考虑到更早的《天潢玉牒》尚未将朱元璋的“非凡”坐实，孝陵碑出现“项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实录介绍最详，因推断其演变过程应是：朱元璋对其出身原本朴实的自述，如“朕本农夫”“淮右布衣”等，到永乐初年已开始添加神异的因子（“非凡人”），但还未形成具体的表象符号。到永乐中年建孝陵圣德碑，这一符号（即“奇骨”）诞生了，并被进一步加工，写入实录。实录的记载更具神秘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为“奇骨”解码的作用。
梦一类的记事，本在实录凡例之外，但《太祖实录》破例记载此事，且将这个在现实中得到呼应的“异梦”系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别有用心。因为这一神秘事件就发生在朱元璋紧锣密鼓筹备称帝之际，他随即于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正是《太祖实录》开始系统地利用相术原理构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征。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变化，并非野史向壁虚构，它由官方的历史书写首先完成，《太祖实录》反复渲染太祖相貌的奇伟，是这一转换的关键。
实录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时，赞曰：“上稍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明史》据此写道：“（上）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奇骨贯顶”是对“奇骨”的发展，但这四个字在实录原文里尚未出现，只是到了明晚期始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经典用词。《明史》乃径采之，羼入历史文本中，实际上是用后起的观念对历史本态进行追改式的重写。
实录还记载：已入寺为僧的朱元璋，一日游方至六安，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云云。
前引《天潢玉牒》的“奇士”指元璋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奇士，他用相术及星历之学，准确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们从官方文献叙事的连贯性上观察，会发现，朱元璋之奇与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实处。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贵相”的最早记录。
围绕朱元璋何以发迹，《太祖实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它主要的理论工具，就是相术。朱棣与其父不同，在诸般术数里，他比较偏好相术，在其发迹史上，相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实录等官方文献的修纂中，成为解构、重塑本朝历史的工具。当然，对于“得国不正”的他，这主要还是为了服从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说，朱元璋相貌之变，其子朱棣是第一个“整容师”。
3、“奇骨贯顶”与相术家笔下的朱元璋像
明初著名相士袁忠彻在景泰二年（1451年）编纂《古今识鉴》一书，其中记一个叫铁冠的方士为尚居人下的朱元璋相面，语曰：
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
可看到，此时朱元璋尚未“奇骨贯顶”，还只是“辅骨插鬓”（又叫“辅角插天骨”，以辅骨长耸为上，是清贵之像）。在《古今识鉴》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并不甚奇。“奇骨贯顶”就非常尊贵了，指额正面头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头顶百会穴，相书又称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说的“日角相”，多被视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
相语中常见龙行虎步、龙姿凤质、天日之表一类的判语，其实与形容人器宇轩昂一样，盖皆泛语，不是具体的体态描绘，“奇骨”却是一种较为显眼的体貌特征。然而，无论是孝陵神功圣德碑，还是《太祖实录》，它们所描绘的项上奇骨，与此并不相类。所谓“奇骨贯顶”，应是后人借用相术词汇对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号化的再概括。
虽然孝陵碑与实录首发“奇骨”之端，但“奇骨贯顶”一说还未出现在《古今识鉴》里，而到明晚期何乔远撰《名山藏》时，已称“太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全然为相学家口吻。由于《名山藏》出世较晚，作者应受到当时流传的太祖异相的影响，可能属于“看图说话”。又由于相术的广泛影响，相家术语强烈渗透到文艺创作及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奇骨贯顶”之类多属俗语套话，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渊源与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识鉴》对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的形容，已与传世的异相或丑像颇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阁，分别象征额头和下巴，相朝之状，是形容其突崛相对——异相的朱元璋，不正长着一张两头弯弯的鞋拔子脸（或称“猪龙形”）吗？
考虑到铁冠此人都不太可靠，则他所称的“明公状貌非常”，很可能就是袁忠彻本人的生花妙笔，不过借铁冠做代言罢了。显然，这副以相术理论为依据写出的太祖容貌，已较官方钦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丰富，加进了相术家自己的想象与改造。
如果说，永乐时期的碑文、实录，为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的“形象建设”，指出了一个神性的方向。这有一个过程，那么到袁忠彻奉敕辑纂《古今识鉴》时，已“实证”地推出一个颇具异相的太祖皇帝了。
明中期正统、景泰时的太祖御容，已经显出奇异的特性，但还走得不太远；至少这时，朱元璋的脸孔上还没有“黑子”，奇骨还未贯顶，“龙颜”也还没有异化为一副丑陋不堪的猪龙之形。

二、朱元璋“异相”中的符号意蕴

隆庆中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瀚回忆曾于南京武英殿见太祖御容，其像“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从其记载来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异相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万历时人张萱之父在云南作知县时，曾于黔国公府“摹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后来张萱在京为官，“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为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异相传播更广，留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那么是否能为朱元璋异相的产生及流传设定一个时段上限呢？这里先提供一些与朱元璋相貌有关的旁证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类高帝”。宗室中，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祐枢，也是“状貌类高帝”。这两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长得像，但没有他们相貌怪异的记载。臣子中也有“貌类”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山阴人陈思道，仕至礼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异”，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张岱《越中三不朽图赞·陈行父公像传》所存陈思道官服像，其面容并无奇处。
成化进士陆容记：“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此事祝允明《前闻记·天王堂土地》亦载。陆、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苏州人，在他们的记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异。
综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类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断，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异之像尚未广为流传；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异相的转变，大约在嘉靖时期，其后始大量出现太祖异相之记载及绘画。

三、对朱元璋“异相”及其传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1、对朱元璋异相为“疑像”的简单辩说
异相中的朱元璋，容貌险奇怪异，有的还满脸布有黑子——这是一副惊人的相貌。对其真实性，历来讨论颇多，有信以为真容者，也有人视之为疑像。
赵汝珍《古董辨疑》说：“朱元璋传世之御容有二，一为温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为雄豪奇伟、深目长颊者。二者均常见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盖可知也。”
赵氏之见实存罅漏，如谓“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难称“（朱明）子孙又奉祀之”吧！一个人长那样一副尊容，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许多人虽然不做定论，还是倾向认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编集的《三才图会》，即不取异相。
其实，与画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词比起来，对朱元璋一人而具两副容貌做出解释，更具价值；其中持“疑像”说者最多，又有三说：
其一，明末清初人谈迁说：“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一，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此说似难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识其貌，与赐诸王侯御容何干？难道“诸王侯”还会不识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经常临朝亲断政事，何曾担心臣民会认得他！何况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还是后世野史敷衍出来的。
其二，清初人宋起凤《稗说》说，南京二寺有两种朱元璋御容，灵谷寺者为一草本（大概指不设色的纸本），其像“望若龙状”；鸡鸣寺者为“五官端好”“面无纤痕”的彩绘图像。“二处凡游者，必请主僧展礼。两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灵谷者上令工为之，宣威外域尔，非真也”。
其三，与上说近似，但不称“宣威外域”，说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为威服世人伪造的。
当元运已终，天下大乱之时，第一个以相貌之奇来主动承受天命的，是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明史·徐寿辉传》载：“元末盗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寿辉那样有号召力的脸孔。此说很为人深信，因为它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拥有两种面容，且异相太过惊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然此说实难成立。因为徐寿辉很快为部下所弑，朱元璋应该很清楚，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说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号构成的写意面孔，来传达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讯号，就更不可信了。因为朱元璋即便已为江南兵力最盛的诸侯，仍在名义上依附于韩林儿龙凤政权。这是他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假造异像之说，有违于此。
以上三说皆认为异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伪造。然而“异人”之像，“奇”固然重要，还须配一“伟”字，“奇伟”之像才是完美的。历代帝王画像，虽然都会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征，如大耳、丰准、广额等，并且成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画师们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会表现渲染一下这些代表尊贵的符号。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大众基本的审美观，尤其是面容。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但长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满脸落花，实在破相得很。反观朱元璋的怪像，却是那样丑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琐，毫无贵气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拟汉高祖，甚至还觉其输于己，他会以那样的丑态来自贬吗？
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异外貌的基础
朱元璋的本像绝不如此骇人，只是他的儿子朱棣在篡位后，对开国历史进行了重塑，一个重要表现是：洪武朝的异人与异迹骤然增多；永乐以后，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圣瑞与“神迹”的传说更如井喷，一个神化、传奇的朱元璋逐渐从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脱脱而出。
通过前文对文献及图像的追踪，不难发现，这两种历史材料的演变大致是相对应的。从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为“姿貌雄杰”“异常人”，到符合相术上“辅骨插鬓”的特征，再升格为极贵的“奇骨贯顶”，体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整个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现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来越奇，也越来越“丑”。换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传世的过程中，经历了改造、加工，不断被添进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符号，如奇怪的脸型，突出的五官特征，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异相中朱元璋相貌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没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观念及心态不同的表现。它是民间的集体创作，远比宫廷画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胆和没有顾忌。
这个过程又与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朱元璋形象的迅速演变相对应。
首先应指出，朱元璋先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才会产生两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明中期以后，本朝太祖的形象，变异速度加快，在大众观念中的“人格”发生分裂：一方面，他是雄才大略的旷代圣主和明君，一方面，他又是超级嗜血的暴君和凶徒，在野史、笔记、口传、戏剧中出现了大量描写他无知、猜忌、多疑、滥杀的故事。其情节或真或幻，或虚或实，但他残杀画工的众多传说，则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他真实容貌的怀疑。张瀚就猜测说：“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
与其正像为官方标准像，而异相多被民间奉为真身一样，朱元璋圣明的正面形象是官方、正史的语言，而那些掺杂了各种离奇、惊骇内容的故事形象，主要出自民间的演义与加工。当然，朝野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它们是积极互动的，如本文指出的，朱元璋相貌之变，发轫者正是官方，但相貌如何继续演变，却成了民间的自由创作，超出了官方的控制。但宫廷和上层后来也部分地接受了太祖皇帝那张不同寻常的丑像，否则黔国公府也不会尊藏悬挂——由于相学思想对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性影响，即便朱元璋的子孙，对其祖先那些与正像不合、不雅，但是显出“雄奇”的异相，也不会感到不满，甚至还可能津津乐道。
朱元璋的形象塑造，其基础是人们对开国历史的集体记忆，而诱发其变的指针，则是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与需要。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怀旧之思成为人们宣泄不满的一个窗口（万历年间海瑞重提太祖以剥皮重典惩贪的旧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内矛盾重重，北虏南倭，交相来袭。当国家和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而人们又觉拯溺无力时，太祖皇帝“扫孽胡而握汉统”的开创之功，以及在位期间强力整肃吏治，实现政治清明的“伟大功绩”，就更令人称羡怀念了。太祖何以“不阶寸土一民”而得天下？成为士大夫和普通百姓久议不衰的话题。而对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人只能用“天命”来解释。
如何察知天命呢？往往依靠包括相士在内的各类术士、方士的中介。
明代方术之风甚盛，尤其是成祖凭着一副龙颜得天下后，相术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愈为突出。如成化十二年的“侯得权之变”，侯得权本是一游方僧，止因有一副“奇貌”，就不断有术士奉承他是天子的贵造。他初时尚不自信，直到有术士拿也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来鼓励他，他才笃信，以为只要相貌足够“奇”，命中就一定有非分可希。侯得权迅速扩大了他的门徒队伍，就连许多宫廷宦官都甘心拜在他门下，奉他为“上师”。
只凭一副奇像，就想做皇帝，侯得权并非独例。正德年间，封在宁夏的安化王朱寘鐇，也是听信术士说他相貌奇伟，辄敢称兵造反。曾几何时，相人术被朱棣借来为自己篡逆披上天命的外衣，但他想不到，相术之理也会成为反抗皇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大量相术支配人行动的事例证明，通过相貌特征来研判人之祸福休咎，在群众中有着非常坚实的根基，是异常典型的群众心理。在此语境之下，朱元璋的面孔自然在变形中愈放愈大了。
人们总在试图探索朱元璋真实的相貌。其实，根据传播学理论，所谓真实，包括三个层次：客观真实、媒介真实和心理真实（即主观真实）。媒介真实是借助符号再现的，根据相理“易容”的朱元璋，脸上集中体现了诸多的相学符号，如黑痣、龙形、虬髯、五岳特征等；尽管它离开朱元璋的真容（即客观真实）已不啻千里，但媒介真实比起原态之物更为饱满、精彩而多幻。在朱元璋面貌及形象的传播中，“真实”通过两套媒介体系传播：官方的正史、碑文、玉牒，以及陵寝、太庙等处悬挂的御容等；和民间传说、故事、小说、戏曲、口碑、私史、私绘帝王图像等。显然，两者都有各自的叙事框架，在传播中进行有意的选择、加工与引导，试图建立符合各自取向的观念架构。然而它们在议题和符号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交叉，这两条线索、两种真实，交相影响，积极互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大众认知上的“主观真实”（或称“受众现实”）——那就是一个谜一般的传奇皇帝朱元璋。
人们似乎更乐意接受朱元璋的怪异之像，即便到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文率国府众僚参谒孝陵时，所奉的仍是一幅朱元璋的异像。这或许是因为，正像中的朱元璋，只是一位器宇轩昂的封建帝王，而那些“丑”而奇特的面孔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隐含了更多的话语，更符合人们对神秘力量的崇拜心理（这也是民间秘密宗教设像的一般特点）。
“朱元璋”这位复杂诡谲的帝王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按照自己的观念、想象和需要集体创造出来的。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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