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拉伯半岛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其基本地貌主要为高原大漠与山川河谷。水资源条件是决定其城市地域分布的制约要素，游牧聚落则是其古代多数人口的生活方式，伊斯兰教的传播促使城市的早期形成，宗教文本是考察早期伊斯兰世界社会生活的历史文本。故本文通过阿拉伯语语义、伊斯兰宗教文本，以查希里叶时代和先知时代的希贾兹城市为切入点，从时间脉络与空间格局的演变来梳理，并结合水源、清真寺、市场、住所、壕沟的初期结构布局等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早期伊斯兰城市聚集着定居人口，生产方式为非农牧业，建立了以非血缘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宗教共同体，社会阶层分化逐步多元。伊斯兰教初期社会流动体现其城市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其内涵流变与查希里叶时代奠定的物质基础、新意识形态的产生密不可分。
《世界历史评论》2023年夏季号，注释从略
城市的演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研究是了解世界历史的窗口。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场所的生产空间，其发展的过程和动因至关重要，这种生产不仅是空间、机械和无机增长的结果，也受区域和国家发展概念的影响，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根据“空间”“地点”“能动性”“文化”和“权力”等关键概念进行衡量。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氏族部落，伊斯兰教的出现推动城市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城市的本质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城市作为文明的载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伴随出现了文字、国家和政权。城市起源是研究城市演进嬗变和发展的基础，先知时代以清真寺为地理坐标的阿拉伯半岛城市，可谓其后中东伊斯兰城市的源头和原型。“城市”一词在阿拉伯语来源于动词ندم（Madana），有三层意思：其一为居住、定居之意，其二有被占领、被占有的意思，其三为建立、开拓某地之意。故名词“Medina”意为处于堡垒间的安全之地，或指所拥有之物或被占领之地。另一种说法来自阿卜杜拉—萨塔尔 · 奥斯曼（Abdul-Sattar Othman），语言学研究表明，“城市”一词最初是指“宗教”，这个词起源于亚拉姆语和阿拉伯语，实际起源为闪米特语。城市因宗教而为阿卡德人和亚述人所熟知，正如“نايد”（Dian）在亚拉姆语和希伯来语中的“法官”之意，除此之外，它在阿拉玛语中的来源انتنيدم（“我们的城市”），意思是“司法机构”。他还认为对城市的这些解释与《古兰经》和《圣训》中提到的内容以及阿拉伯词典所指的内容一致。在此词义上，城市的统治、行政和政治属性更加凸出，当时的宗教更倾向于统治属性，旨在规范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的行为、道德和意识形态。在城市中生活的教民或臣民、宗教统治者或国王，均处于司法、宗教、行政和统治的框架范围内。圣城麦地那来源于“城市”一词的缘由，在圣训记载中有提及。麦地那在先知穆罕默德迁徙之前名为“叶斯里卜”，Yathrib源自“thrib”，意为腐败、堕落，“al-Tathrib”意味着有罪责备。《古兰经》中提及此地：“叶斯里卜人啊，你们不必在这里逗留了。你们回家去吧！他们中的一派人，向先知告假说：‘我们的房屋，确是破烂的。’其实他们的房屋并不是破烂的，他们要想逃走。”（33：13）叶斯里卜绿洲居住的阿拉伯人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犹太人部落长期对立和厮杀，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源和生存空间，充满血腥，故称为部落游走徘徊之地。叶斯里卜是遭受谴责的地方，因此有其他词来指代它，如Taybeh（香味），al-dar（房屋）等。也有伊斯兰历史学家将其历史追溯至史前1000年位于也门北部的古老王国马因王国的所属部落，在王国灭亡后成为赛伯邑的分支。另外，叶斯里卜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生地与埋葬之地，在迁徙至麦地那后穆斯林们认为应该给叶斯里卜另取合法名称，该城改名为“麦地那安纳比”（Madnat an-Nab)，意为“先知之城”。为进一步加深对城市的理解，我们需要了解在阿拉伯语中有关村庄的词语的内涵，主要为Qurayyat和Rif。Qurayyat来源动词ىرق（Qura），意为款待、安定，后延伸为村庄之意。早期关于村庄和城市并无明显的界线，也无依规模大小来区分二者的概念，它们均指代人们聚集之地，定居、安定之处。《古兰经》经文中多次提到Qurayyat。他们说：“怎么不把这本《古兰经》降示两城中任何一城的要人呢？”（43：31）其中的两城，教法学家分析认为指“麦加”和“塔伊夫”。麦加也被称作Umm Al-Qura，意为众城之母。从语义和宗教经典中看，Medina和Qurayyat 都表示已经具有一定范围的定居聚集区域。从乡村一词来分析，Rif一词来源动词فار（Rafa），指去往农村，耕作，其名词指可耕种的肥沃土地、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在阿拉伯半岛适宜农业的沃土稀少，一般分散在山谷绿洲间，自然气候的变迁、灾害与环境变化、水源土地的消耗以及部落的入侵与战争等，影响耕地的质量与形成，进而促使定居点时常迁徙，导致阿拉伯农村定居点的分散性。村庄通常由一个或几个部落、氏族或家庭组成，规模小于城市。而后延伸出城市意义的词汇还有：راصمأ（Amthaar），即统治者的国家、领域；تابصق（Gathebat），地区的首府，附属于城市的区和村。马格迪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城市中心从大到小的规模变化：“我们让城镇和城市像士兵，村庄像男人。”此处城市与乡村的区别旨在强调城市的卫戍与防御属性，拥有抵抗外界入侵的防卫力量。阿拉伯语中关于城市、城镇以及村庄的含义，可直接或间接说明城市是被开拓的、可居住的集中区域，区域内的部落、氏族成员从事非农业活动。在此范围内的物质和社会实体，包括城市、村庄和家庭等，建立围墙保障城市的安全，由统治者或国王所代表的中央权威进行管理，城市的出现可证明已经存在治理与顺从的秩序，而不仅仅只是乱序的聚集。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生活的指导方针，反映在城市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等方面。伊斯兰城市的概念内含伊斯兰价值观和教义，体现在其城市结构中，固定的地点和宗教性纪念汇聚地逐渐将共同宗教信仰的人群阶段性或永久性地集中在一起。《古兰经》中不止一处提到过城市。城市一词包括地理内涵，即房屋汇集、市场和道路，以及与城市或城镇相结合的国家。在开罗语言委员会发布的《古兰经辞典》中，“……在《古兰经》中反复提到城市，整体意思是一个特定的城市概念，而不是单指一个地方”。《古兰经》中出现“Qurayyat”及其双数、复数形式共计54次，“Medina” 及其复数形式共出现了17次。关于《古兰经》中“城市”和“村庄”的界线问题，伊斯兰研究学者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古兰经》中提到的Medina与Qurayyat的公共广场中心，指代聚会和庆祝活动的场所。哈兹姆总结出Qurayyat在《古兰经》中共有13种解读，指出Qurayyat居住人口较少，主要以种植椰枣、水果和畜牧牛羊、骆驼为生。第二种观点认为Medina是更大区域的Qurayyat，前者由后者演变而来。目前关于二者并未有明确的概念，在中文译本中，对于Qurayyat的翻译为“城镇”“城市”。提及“城市”的经文部分多是对城市的引用，涉及“村庄”的经文则多讲述不公正的罪行。其中对城镇的客观描述包括“城墙”“城门”“堡垒”，城市指有围墙、城门和堡垒围绕着并用栅栏围起来的区域，说明当时城市建设已经存在防卫性的城墙、堡垒的概念，存在安全和防卫意识。例如经文：当时，我说：“你们进这城市去，你们可以随意吃其中所有丰富的食物。你们应当鞠躬而进城门，并且说‘释我重负’。”（2：58）他说：“我的孩子们，不要从一道城门进城，应当分散开，从几道城门进去。”（12：67）防御设施以围墙形式筑成，旨在抵御外来侵扰，保护城墙内的财产。安全属性抑或抵御属性往往与其军事政治因素相关联，权力与资源在城市的集中需要城墙堡垒来防卫抵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城墙并不像我国古代描述的严密保护整座城市的城墙，并配有军队把守的堡垒。查希里叶时代和先知时代的麦加与麦地那资料并未确切提及城墙的修葺，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先知时代以来，对于两座清真寺的扩建加固一直延续至今，其中不乏多处关于门与墙的坚固扩建的记载。经文也强调城市的定居属性，与城外或城四周的游牧属性形成对比。村庄因遭受连续灾害需要迁徙，游牧人以饲养牲畜谋生，为寻找牧场和充足水源也处于游牧状态。经文中多次表明对定居生活的向往，认为城市生活是安稳且富裕的。例如经文“：麦地那人和他们四周游牧的阿拉伯人，不该逗留在后方，而不随使者出征；不该只顾自己的安逸，而不与使者共患难。”（9：120）一个市镇原是安全的，安稳的，丰富的给养从各方运来。”（16：112）关于游牧生活的描述，以牲畜皮毛为基础建设材料，以牲畜、椰枣为生产资料，经济活动以畜牧业为主。“真主以你们的家为你们安居之所，以牲畜的皮革为你们的房屋，你们在起程之日和住定之日，都感觉其轻便。他以绵羊毛、骆驼毛和山羊毛供你们织造家具和暂时的享受。”（16：80）定居属性早在原始时期的人类栖息地中就已经显现，定居可便于人类繁衍和物质资源的收集储藏，人口规模的扩大间接产生剩余食粮和剩余劳动力，此乃城市生活的先决条件。经文还认为，城市的定居性决定城市的多元属性，城市属于多种血统、多种信仰、多元人口并存的区域，是非同一社会结构的人居住的城镇，包括权利、善恶、阶级与多种信仰等元素。例如经文“：趁城里的人疏忽的时候，他走进城来，在城里发现两个人正在争斗，一人属于他的宗族，另一人属于他的敌人。属于同族的人要求他帮着对付敌人，穆萨就把那敌人一拳打死。他说‘：这是由于恶魔的诱惑，恶魔确是迷人的明敌’。”（28：15）可以看出城市中已经明显生活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多宗族部落群，且在部落群中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古兰经》中城市概念指具有防卫属性、定居属性和多元属性的群体聚集区域，人口聚集且相对稠密。在这片区域之中已经逐渐形成有不同阶级、不同宗教和不同价值体系的非血缘群体，在不同阶级中已经存在权力的享有者与被管理者，早期的权威已经在城市中形成并对群体产生一定影响力。在这三种属性中，定居的特点决定城市的多元和防卫属性，居民的定居隐含意义在于其财富资源的固定和集中。城市与城市间、城市与部落间时常发生抢夺、偷窃等行为，因而需要通过防卫手段来保护粮食、牲畜等基本必需品以及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故修建城墙、堡垒加强城市的防守能力。城市的定居人口多从事非农业活动，当具备稳定的物质条件后分化出多元的社会结构，不同人群的社会需求赋予城市多元属性。（一） 查希里叶时代的水源与聚落
希贾兹处于帖哈麦与纳季德高原之间，形成地势上的屏障，为隔断地带。数千年的环境变化引发了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希贾兹地区由于缺乏雨水和植被覆盖，在此区域生活的人类遵循从狩猎、农耕向游牧发展的生存策略，因此从稳定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流动的游牧生活，古代先民从阿拉伯半岛的中心迁移到河流附近。大部分未开化的阿拉伯半岛区域依旧是地广人稀的状态。水源一直是追求稳定的关键因素，随着季节变化，贝都因人随绿洲和山谷形成的天然牧场而迁徙，他们的生存与对水资源的控制程度、灌溉渠道的维护以及水的分配和利用密切相关，在绿洲范围内进行有限的农耕和畜牧。因此，这一时期主要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的游牧与农耕的群体，他们的生存空间随季节变动而周期性改变，具有分散、稀少的特点，处于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状态。麦加在《古兰经》中多次被称为“Umm al-Qura”（村庄之母），表明麦加作为村庄群中心，在人口、经济和宗教方面具有优势。麦加坐落于山谷间，常年炎热干燥，或偶尔暴雨时节引发山洪，附近的部落时常迁徙。伊斯兰历史学家记载了伊斯玛仪与迁移到麦加以及他父母一起降世到麦加的情况：“那是一片沙漠，没有一滴泉水。”附近以渗渗泉为主的泉水是他们的水源。6世纪前，麦加仅参与国内贸易，对外贸易掌握在也门手中。麦加人民参与阿拉伯半岛域内贸易，或者从也门商人的外贸报价中获利，麦加没有从中获利多少，人民未能赚取巨额财富。但在6世纪初，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播以及两种宗教之间的争端导致也门局势恶化，阿比西尼亚对也门的统治持续到575年，也门失去其商业地位。麦加古来氏部落稳定的组织结构为麦加提供了良好安全的商业生产环境，中间地带的地域条件，使人口聚集地麦加能够满足南北方转口贸易的需求，不受战争影响的安全因素还使其成为中立调解人。古来氏时期零散的部落分布在麦加至瓦迪 · 易卜拉欣沿线，克尔白天房以四方形逐渐延伸，设有阿里门（东）、贝尼 · 谢叶白（中）、赛莱姆门（北），铺设鹅卵石街道，旁边有调香店和不同部落的帐篷。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麦加地处南北诸国之间的枢纽，战略地位优越，商贾云集，北至两河流域，南下也门，建立起物资交换体系。商人与掮客运送也门的皮革、熏香和服装，伊拉克的印度香料，埃及和沙姆地区的粮食、武器、丝绸和酒，贸易成为麦加财富资本增长的主要来源。古来氏部落是当地最富有的部落，其财力可通过巴德尔战役期间以每人1 000至4 000迪拉姆赎回俘虏为证。古来氏时期的麦加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部落的实力以及他们为公共利益解决个人和宗族之间竞争的能力。在麦加浓厚的商业气氛下，氏族的权力和影响力与其物质财富呈正比。在6世纪中叶，除了流通的贸易枢纽以外，手工业也是影响麦加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之一，锻造、雕刻、酿酒、屠宰、制革、编织等职业已然存在。最初，贝都因社会崇尚游牧生活，依靠手艺和体力劳动谋生受到鄙视。此类职业从事者以奴隶为主，为传承手艺，大多为世袭，例如铁匠或木匠。铁匠被称为奴隶或身份卑微者。手工艺品主要满足其居民以及在各种宗教季节来到这里的人的需求，由此衍生出不同类型的市场：专门用于销售特定类型商品的市场，例如铁匠市场、牛羊市场、鞋巷、木匠巷等。专门用于接收前往麦加的商队的市场，专门销售特定区域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以及注重来源国的商品的市场，例如埃及商品市场（Dar Misr）专门用于销售来自埃及的货物。随着朝觐、季节变化，市场规模起伏不定。多样化的市场反映出当时麦加社会经济已经进入多元发展阶段。相比而言，叶斯里卜雨水充沛、地势相对平坦，周边牧场形成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导致新的和多样化的作物出现，如枣、水稻作物、大麦和小麦。随着农业耕作范围的扩大，产量增加，叶斯里卜建立了许多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贾法尔市场、瓦迪 · 白沙市场，叶斯里卜以农牧业为主、手工业为辅。在叶斯里卜的部落，主要是以奥斯与哈兹拉只为主的阿拉伯部落，以及以贝尼 · 钦卡、贝尼 · 纳伊尔和贝尼 · 古莱扎为主的犹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固定的住宅区域、耕地、牧场以及由血亲组成的防卫队伍。每个部落由两部分区域组成，第一部分是农田及部落民居住地，第二部分包括单个或多个小型堡垒（Atam），当遭遇袭击，男人们出去战斗时，妇女儿童与老人就躲在堡垒中，它也是存放武器、囤积金钱之地。农业生活将人们与土地联系起来，财富与土地的稳定关系也造成在部落社会中，耕地是不断冲突的主题。每个部落群体都试图拥有最肥沃和最广范围的土地，这导致两种势力的纷争。亚斯里布被划分为多个农业区，每个区都是隶属于大部落的分支部落群体，旨在负责农场作业和商店经营，如果发生袭击会进行报复或支付一定数额钱财。叶斯里卜的人口关系受部落关系和经济两个因素支配，且这两个因素必然混合在一起。麦加的总体特点与麦地那不同，前者享有一种凝聚力和秩序；后者则被分成两个始终对立的阵营，双方都在等待机会征服对方并获得对方所拥有的东西。因此麦地那的冲突事件更加频繁，没有人敢离开部落保护范围内的街区，城市中弥漫着不安全的氛围。为了保护生命和金钱，人们普遍倾向于建造部落堡垒，以便必要时在其中避难，直到全城布满了这些堡垒。一些历史学家提到，仅犹太部落中就有59个堡垒，阿拉伯人建造帐篷的意愿不亚于他们，以至于他们讲到一个部落有19个堡垒。堡垒是阿拉伯人熟知的一种防御工事，堡垒多为圆状，层层叠起达到30至40米，在贾希利叶时代就已经大量分布在叶斯里卜、泰马、也门地区。当迁士抵达叶斯里卜时，约有7000个堡垒。据穆罕默德 · 本 · 塔尔哈（Muhammad bin Talha）授权奥斯曼传述，穆罕默德禁止辅士拆除堡垒时说：“这是城市的装饰，不要破坏废墟，因为它们是城市的装饰品。”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生活除了畜牧和农耕的发展，简单的手工业和商业是辅助性经济活动的存在。通过利用动植物制作衣物、编织地毯、建造房屋，在也门和希贾兹土地中有铁、银和金等金属，人们冶炼金属制品、工具武器。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当出现剩余的农产品和手工商品后，阿拉伯半岛上开始出现简易的商品交易市场，有句阿拉伯语熟语说道：“阿拉伯人可以在十个市场的贸易中相遇，其余的人也可在其他交易中碰头，他们在交易中信仰血统和利益。”可知贸易活动虽然以血缘为基础，但是利益也在考虑范围内。麦加贸易的兴盛促使私有制滋生，冲击着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从而加剧了古来氏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6世纪古来氏部落接管了麦加贸易，形成了接近垄断的经济面貌，但并未影响来往麦加的商人与货物联通，希贾兹作为商品货物的集中周转地，成为许多部落的定居地。从严格意义上说，查希里叶时代希贾兹地区的城市仍处于胚胎状态，以部落为主要形式聚集在麦加和麦地那及周边区域，已具备了物质基础。社会阶层方面包括三层：第一层是以氏族部落为代表的阶层，包括氏族首领谢赫及亲信，他们拥有大量牲畜、耕地和放牧区，财富集中在其手中，还包括拥有特权的神职人员。第二层以小商人和有限领地主为代表，包括不受部落保护的自由人，附庸部落而生存的麦瓦利；血统不纯的阿拉伯人，因行为不端而被赶走；或被解放的奴隶，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通过聚集对来往商队进行劫掠；以分散形式生活和以手工业谋生的犹太部落。第三层为奴隶，大部分为部落战争的战俘，黑奴和奴隶从非洲海岸被运到阿拉伯半岛卖给富主。史料记载道：“古来氏的巴尼 · 马赫祖姆拥有大量黑奴。”白奴则来自波斯和罗马，构成了查希里叶时代部落社会下层群体的大部分。由于这个阶层一无所有，生活和命运绝对依赖于主人，贫富悬殊加剧阶级间的仇恨，迫使部分人逃离，潜伏在沙漠的贸易路线上对往来商队进行杀戮和抢劫。在前伊斯兰社会，原始公有制与私有财富分配不均加深社会阶级间矛盾与冲突，希贾兹成为各种矛盾聚焦点，预示着氏族部落制度的分崩解析。（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城市
自城市成立以来，水就决定了城市的选址，为城市供水的方法多种多样。“麦加”之名来源于闪米特语كب（Bek），意为山谷，四面由峡谷包围，其中心克尔白天房在查希里叶时期已经成为宗教圣地，以克尔白为中心的朝圣贸易是当地部落的重要财源。先知穆罕默德迁徙到麦地那后首要任务即寻找其传授启示之地，也是穆斯林团结聚集之地，故称之عماج（Jamia）或دجسم（Mosque）。位于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长约35米，宽约30米，石头和棕榈树做成地基，内部构造简单，主要由一块空地与讲坛构成。先知穆罕默德将这里作为权力机构的总部和礼拜堂，并与他的圣门弟子会面以传布伊斯兰教启示和安排穆斯林的事务。先知清真寺广场是穆斯林进行礼拜和聚会的地方，清真寺的四周围墙内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用于举行宗教仪式，伊斯兰军队训练后从中游行。通过增加内部空地继续扩展，先知在其旁边盖起简陋居所。麦地那政权稳定后，627年先知穆罕默德以启示的形式向穆斯林颁布了朝觐克尔白的宗教法令，希贾兹的两座清真寺成为两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场所，四周道路向外延伸。伊斯兰城市的内部结构与其功能需求密不可分，清真寺的建立有三大功能：一是宗教功能，先知穆罕默德通过在清真寺的讲坛传授启示，建立伊斯兰国家需要的普通法则和行政要素，规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二是政治功能，在宗教约束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也向世俗领域延伸，新的政治概念打破原始的氏族制度强调的血缘至上概念，以个人权威的形式解决乌玛社区内部的纠纷，清真寺成为调解、仲裁和统治者宣布政治纲领之地。三是社会功能，清真寺加强了穆斯林间的联系和纽带，消除了分歧和阶级差异，成为穆斯林正式的社交场所。清真寺履行的这些功能使其不仅仅是一个礼拜场所，也是城市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确定清真寺位置后，先知穆罕默德开始从内部定义城市的功能。他在清真寺旁边建造了房屋，“他用泥土在清真寺旁边建造了他的住所，并用棕榈树干和树叶作为屋顶。要求进出方便和敏捷，节省到达目的地的时间”。简单、隐蔽且与环境兼容，在伊斯兰时代的房屋建造中有明显体现。人口和部落的关系体现在城市居民区的分布上，普遍来说每个社区都居住着独立的家庭或部落，先知穆罕默德根据部落的人口密度、建设能力以及建设的必要性，计划分配每个部落的分组居住地点及范围。部落建设和重建的情况和能力，以及未来城市化扩张规划被考虑在内。建筑群的建设工作从居于核心的先知清真寺开始，围绕清真寺建造街区，同时向归化的穆斯林授予封地。城市划分延伸到麦地那以外，规模开始扩大。但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乌玛社区尚且包含皈依伊斯兰教、脱离自己血缘群体的移民、奴隶，大多数穆斯林依然生活在各自的氏族部落中，但他们社会互动的地点已经开始向中心聚集。防御的加固，经过白德尔战争、伍侯德战争和壕沟战争的经验，让建设者对以阿布 · 贾赫勒、阿布 · 苏福彦、阿慕尔 · 阿绥等为代表的敌对部落发起的偷袭和攻击保持警惕，于是在城市周围用壕沟加强防御工事。圣门弟子阿纳斯曾描述壕沟之战的准备：在一个寒冷清晨使者走向壕沟，迁士和辅士们分成小组，每组由十个人组成，他们被分配挖掘40肘，由于沟的长度约为1 200肘，因此将有3 000名穆斯林参与挖掘，在法塔赫清真寺以西的萨马拉堡垒的壕沟中排成一行。例如麦地那东、西和南侧都建有天然防御屏障，被崎岖的高山包围，四周为村庄、农场和棕榈树，但北侧是一个开阔通畅的军事入口，先知时代用壕沟形成防御屏障。市场作为经济交易中心处于固定位置，商人、手工艺者常在此地以贩卖商品为生。在查希里叶时代，叶斯里卜有许多分散的市场，它们与各氏族的定居点分布有关，这些市场缺少固定的建筑特征或特定的地点，长期处于犹太部落的管辖范围内。在麦地那的犹太人街区有叫“贝尼 · 盖努卡”的市场，即盖努卡家族市场。当时高利贷和赌博、欺诈和非法垄断普遍存在，对经销商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先知穆罕默德在贝尼 · 盖努卡市场附近搭建大圆顶帐篷为穆斯林建立新市场，并禁止一切高利贷、赌博等行为。该市场在形成之初没有长度或宽度方面的记载，但它是穆斯林聚集进行经济活动的象征和标志。集市作为生产经济活动的场所，其形态通常是向外延伸的。市场上除了农产品和畜牧产品以外，还长期有简单的手工业品。希贾兹的工匠制作农具或建筑和钻井用途的锄头，打磨刀剑、匕首、盾牌、铁头盔和弓箭等防卫武器，制造金银器皿和装饰品、动物皮革制品、编织品等。先知穆罕默德时代新兴的国家权力脱胎于阿拉伯半岛氏族部落的社会结构，城市框架初步完成了由部落向早期城市的转变，国家机构较为简陋，官僚体系尚未形成。城市结构相对简单，包括清真寺、市场、部分住所和城墙，场所间距离短、密度大，规模小，所具备的功能简单且重叠。社会阶级分化不再是以血缘为核心进行资源与机会分配的基础，而是以伊斯兰公共权力和宗教权威为基础所开启的最初的分层。《麦地那宪章》阐述了与基本法、社会权利、宗教自由、妇女儿童的安全，以及麦地那稳定部落关系、支持社会税收“天课”制度、异教相互争斗的部落防御等有关的内容。经济方面制定了所有权制度。伊斯兰宗教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和社区的生活，废除了部落氏族制度，共同构建不同血缘群体的社会，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以先知和哈里发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包括迁士与辅士。最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出现改变了以血缘为核心的排他性和阶级固化，伊斯兰社会中阶级分化呈现开放性而非封闭的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阶级不是固定的层次，而是可以根据科学、认知和行为生产的竞争原则，上升或下降。伊斯兰教乌玛社团中的社会阶级建立在机会均等、利益融合、相互尊重之上。回溯阿拉伯伊斯兰城市起源，早期城市景观与城市布局与其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伊斯兰教的出现推动建立以非血缘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宗教共同体。阿拉伯半岛上的聚合模式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血缘纽带的部落氏族中心性质，以血亲传承权力为传统制度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起源进程中发挥着核心聚合作用。由于缺乏充分的适宜生存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生产条件，有限的资源无法满足逐渐膨胀人口的生活需求。伊斯兰教通过宗教形式削弱血缘联系，建立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威。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乌玛”社团，拥有统一的政治制度、经济原则、宗教信仰，使阿拉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形成具有强制性的公有权力组织和制度结构。在城市流变的过程中，城市不再只是一个被建筑物与街道装饰的空旷空间，而是一个持续产生社会关系的环境，故城市特点也更加鲜明。早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脱胎于定居点，部落集团和家族组织因物质生活需要季节性地将人群聚合在固定的生活环境中。伊本 · 赫勒敦观察到，理解穆斯林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原始贝都因人和城市社会，即“城镇”与“沙漠”。长途贸易机会为居住在相对较肥沃地区的人口带来了收益，引起贫困人口的掠夺行为。他指出：“游牧人早于城镇人，沙漠是发展的基础，城镇是他们的延续，城市大多数居民最初都来自该城市周围的游牧人，他们在城镇定居下来，过起富裕、舒适的生活。”麦加和麦地那在查希里叶时代就已拥有城市所具备的人口容量和生存资源，人口密度和数量远远超过周边零散的部落。区域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兴起、宗教祭祀的社会氛围加快麦加人口流动，早期阿拉伯伊斯兰城市经历了从部落定居点至一定规模人口定居聚集地的发展过程。从经济生产方式看，在阿拉伯半岛最先发迹的为游牧部落，他们的聚集旨在满足原始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当出现剩余产品后，部分群体的生活来源不再为传统种植、农耕、畜牧业，而是手工业和商业，收入比沙漠游牧民族高，开始追求更高的物质资源享受和规划城镇，为城市化做准备，为城市发展的最初胚胎。但并非所有的定居点都能演变为城市，只有当一部分定居点具备向城市演进的条件后，即从农牧业向非农牧业转变，抑或脱离农牧业，在以定居经济生活为主，手工业、商业等多种混合经济体的环境下才演进出阿拉伯半岛城市。早期的伊斯兰城市规模小、功能简单且重叠，但实现了从部落到早期城市的转化。城市的生产方式逐渐多样化，虽然手工业产品内容类似、交换的产品种类稀少，消费者对于商品需求的种类单一，但商业与手工业者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逐渐加入，向多种模式和多元化的趋势演进。社会阶级分化方面，早期伊斯兰城市最初以氏族血亲维系社会关系，即以氏族认同为核心的共识与规则来维持群体间的联系，这取决于部落制度和习俗时代，以及界定个人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规定。而后在先知时代，剩余财富的积累、私有制的出现引发原始公有制财产关系破裂，推进社会阶级的分化和职业的专门化。在麦加和麦地那的社会中，已经存在贸易、纺织、制革和屠宰等职业分化。伊斯兰教出现以后，“乌玛”公民阶层群体意识成长起来，影响社会阶层分化的因素较为多元，宗教上可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会职业上分为统治阶级、富商阶级、中产阶级和农工阶级等，体现出伊斯兰教初期社会流动的开放性与兼容性。由伊斯兰政权推进而形成的城市有其独特性，建设布局以体现、维护伊斯兰教信仰为宗旨，包括清真寺、市场和住宅。清真寺作为政治和宗教统治中心、城市构成的主体，以其为圆心吸引先知穆罕默德及由其追随者组成的城市人口。先知选择将清真寺建在他骆驼停靠的地方，即当地集市众多支流汇集地，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都可以完美到达。因此，清真寺周围逐渐形成了各种部落中心，也成为这座庞大城市的中心。伴随着宗教与政治力量的崛起，工商业更加欣欣向荣，工匠与商人的活跃职业活动带动产品的频繁交换，各种经济活动在权力中心周围进行。城墙、壕沟、堡垒等防御设施的加固与新建也标志着伊斯兰城市政治性质的逐渐独立。清真寺、市场、围墙和堡垒等要素不仅在城市空间层次中保持了独特的功能和位置，还共同形成了统一的集合，在空间上形成有机实体，空间元素在伊斯兰城市发展历史中的连贯性和紧密性使这些纹理更具伊斯兰特色。此后，伴随着大量人口的迁移与伊斯兰扩张，政治、战争和管理的需要促使伊斯兰城市的范围、结构与功能不断改变，涌现出更多阿拉伯伊斯兰特色城市。查希里叶时代希贾兹的社会环境为城市形成奠定物质基础，麦加以贸易和商品交换促进人口聚集，部分居无定所的游牧人群逐渐成为半定居或定居的农牧民。频繁的贸易经济活动促进私有财富累积，氏族中公认的习惯权力集中在少数部落首领、贵族和奴隶主手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古来氏掌握麦加宗教祭祀场所的管理权，促使社会财富也集中到特权者手中。日臻成熟的物质条件推动麦加和麦地那建立早期城市的基础设施，如小型市场、宗教祭祀场所。在天房附近聚集或耕地牧区驻扎的部落，形成早期的人口聚集。6世纪麦加发展出以商业、手工业等自然经济为主、神权为中心的城市胚胎，承担着社会和经济功能，是经济贸易、宗教活动和礼仪庆典的场所。
在特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下，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部落制度与物质环境产生对立冲突，伊斯兰教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诞生。新的意识形态强调现实生活中超越血缘的平等，加强多民族共同体团结，培育和发展了新的政治文明因素，诸如平等与自由，乌玛共同体观念和自治意识，孕育了新兴伊斯兰社会力量，构建近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和宗教形态。在经济上，培育诚信公平、扶困济贫的经济理念，孕育天课制度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以适度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通过宗教的形式废除了封建剥削的氏族部落制度，形成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通过早期“乌玛”实践，社会结构朝着平等、公正的趋势发展，消弭放高利贷的商业贵族与大量贫民、奴隶间的矛盾，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凝聚成型。在此基础上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化进程开始起步，根据伊斯兰社会发展的趋势开始特色化建设。伊斯兰建筑的特点和内涵深受伊斯兰宗教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活动的影响，建筑功能也随人口、政治、生活和文化状况的变化而演变，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在产生之初的发展规模与其政治行政地位和宗教地位成正比，伊斯兰的宗教指导与世俗引领推动其大规模、快速成型。
伴随社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以及社会结构呈现差异，但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动态形成的主要动力取决于阶段性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体需求。特定历史环境下阿拉伯伊斯兰城市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皈依与公共政治权威的驱动产生，成为中东伊斯兰城市的发展原型，是随后阿拉伯伊斯兰城市化浪潮的起点，也是之后辐射亚非欧地区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