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

内容提要:近年来,与对“新清史”的热烈讨论相应,一种在全球史观影响下形成的新的蒙元历史叙事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蒙元历史叙事把蒙古对世界的征服看成是近代世界新秩序之建立的开始,将蒙元王朝的历史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不断变换更迭这一历史框架中挪移出来,把它看成是一个跨越欧亚、连接东西方世界的大帝国。蒙元帝国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格局,它为世界史创造了一个“蒙古时代”。这个时代不再由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两个互相分离的世界组成,而是合成了以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蒙古时代对世界格局的这种改变影响巨大,它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当代世界。历史研究不能完全被今人的立场和观点所左右,但中国的蒙元史学者也不能只研究蒙元王朝的历史而不关注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揭露历史的真实,而且还要诠释历史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波恩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过一本书,主标题是“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Ursprung und Ausprgung des Abendlndischen Mongolenbildes im 13.Jahrhundert),副标题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Ein Versuch zur Ideen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这本书是亚琛(Aachen)工业大学哲学系1990年度的一篇博士论文,由德国著名的东方[亚洲]研究出版社(Harrassowitz Verlag)于1993年出版,作者是阿克塞尔·克虏伯若格(Axel Klopprogge)。记得这本书出版后得了奖,获得了很多好评,故引起了我的注意,读后很受触动和启发,至今记忆犹新。这本书讲的是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和接受蒙古西征,或被称为“蒙古旋风”(der Mongolensturm)的历史事件。蒙古对欧洲的征战发生在1241年,延续时间不长,蒙古西征最远也不过到达了波兰和德国边境地区的利格尼茨和施莱锡恩,于此逗留的时间一共也不到两周,堪称是一场转瞬即逝的风暴,可它在欧洲思想史上却留下了长期和深刻的影响。

　　作者提出对蒙古西征历史的研究应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研究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即蒙古西征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但这显然不是这本书要关注的重点,且这一研究需要比作者更专业的蒙古史学家来完成;而另一个层面则是研究当时欧洲人是如何期待、理解、解释,甚至是设计了蒙古西征这一历史过程,以及蒙古西征在欧洲思想史上带来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本书作者所要关注的重点。这个层面的“历史”研究与作为一场军事行为的蒙古西征本身关系不大,它基本上属于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作者的研究表明,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早在蒙古西征这一历史事件实际发生之前,欧洲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蒙古人的传说,事实上欧洲人早已经期待着鞑靼人(蒙古人)哪天真得会在欧洲出现,并帮助基督徒们来惩罚和消灭异教徒,甚至征服全世界。所以,当时的欧洲人对这场旋风式的蒙古西征的历史描述基本上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期待、想象和设计来完成的,与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过程严重脱离,这是在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结构中来重现和讲述的一个蒙古西征的故事。

　　与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想象和设计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在中世纪欧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是自12世纪开始曾经在欧洲广泛流传的一个有关约翰长老的王国(The Kingdom of Prester John)的故事。这是一个纯粹由好事的基督教教士捏造出来的故事,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联合来自东方的力量消灭威胁到他们的异教徒穆斯林的愿望。这个故事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基督教王国,它的领袖是约翰长老(Presbyter Johannes,或称Prester John),他是72个国家的君主,统治着东方所有广大的地方,有朝一日他将率领他势不可挡、强大无比的军队打回西方,帮助他西方基督教兄弟们去消灭异教徒。这个传说在当时的欧洲流传非常广泛,所以,即使像马可波罗这样少小离家、没有多少文化的商人,显然也已经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因为马可波罗对真实的东方故事略而不谈,却对约翰长老和他的王国念念不忘,在游记中多次提到。他清楚地知道与他同时代的西方读者们大概不会对那些完全超过他们想象范围的中国故事,如中国有万里长城或者中国女人裹小脚等有很大兴趣,却十分期待能够从他那里听到更多他们早已耳熟能详、但亟待证实的事情,例如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以往曾有不少历史学家非常用心地去考证这位约翰长老到底是谁,他的王国到底应该是在印度、蒙古、中亚还是埃塞俄比亚等,而在专门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中外学者中,也有一些人很关心马可波罗所说的这位国王到底是指成吉思汗还是指克烈部的王罕,却不知道这位约翰长老就像西方人一直觉得东方世界有而他们没有的一种“独角兽”(unicorn)一样,本来就是一位虚构出来的人物。对约翰长老及其王国的研究与蒙古史或东方史完全没有关系,也应该是中世纪欧洲思想史的一部分。①

　　读《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这本书的时候,我正随导师萨嘎斯特尔(Klaus Sagaster)先生阅读德国学者整理出版的当时欧洲人留下的对于蒙古人的见闻,其中包括多种欧洲传教士们留下的蒙古行记。②我当时也被“约翰长老的王国”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曾花费不少时间去搜罗有关这个传奇的各种学术的和非学术的作品,想彻底搞清楚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整个这段有趣的读书过程,使我对蒙元史研究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开始注意到蒙元史研究不管是内容还是方法,都比我以前所理解的要丰富、广阔和复杂得多,应该从多个不同的层面、维度或者视角来展开,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蒙元史不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元王朝曾经是一个跨越欧亚的大帝国,它连接了东西方世界,打破了原有的以欧洲或以汉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所以,它的历史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是欧洲历史或者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不只是一些被人认为是蒙元史学家在做的事情,甚至也可以是欧洲思想史家所研究的主题。更为重要的,以前我觉得历史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的考证、重建以及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顺序的建构,而比较忽略如何对自己所研究的这段历史用某一种故事的形式作整体地叙述和再现(presen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现在则开始明白从揭露历史的事实(facts)到形成一种历史的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之间有一个十分精致和微妙的转换过程,历代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往往不是简单地寻找历史资料和发现历史事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地对它进行重塑的过程。他们采用哪一种叙事形式来表述和重现某一段历史,通常都与史家当时所处的时代的现实关心有关,体现出历史研究与当下现实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以及它对于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二、蒙元史研究传统与全球史背景下的蒙元历史叙事

　　有了前述这一段特殊的读书经历,再来回顾自己此前在国内学习蒙元史的经历,不难发现我自己和国内大部分学术同行,至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显然主要是把蒙元史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部分来研究的,关注更多的是考证和研究蒙元历史上的各种具体问题和具体史实,而较少在意如何整体地来讲述蒙元史,或者说采用哪一种视角、用哪一种故事形式(叙事模式)来构建一套关于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学习过、工作过的师友们,大都是傅斯年先生的崇拜者,推崇他所主张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认定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或者说得更远一点,我们都是伯希和先生在汉学和中亚研究领域内发挥到极致的西方历史语言学(语文学)传统的崇拜者,我的老师陈得芝先生和老师的老师韩儒林先生都是在这个传统下训练出来的优秀的蒙元史大家。韩先生有句流传极广的名言叫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显现了甘为学术苦行僧的坚定不移的学术精神,这曾经是我们很多人的座右铭。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中国各个断代史研究领域中曾经是一个很强、很特别的学科,与当时整个学界拨乱反正、而历史研究则重点反对以论代史的学术风气合拍,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一直是站在历史语言学(语文学、考据学)这个高度,延续了韩儒林先生等老一辈蒙元史学家所积极倡导的语文学传统,提倡十分细致、扎实的学风,强调蒙元史研究者必须要掌握汉语文以外的诸如蒙古、波斯、阿拉伯、西藏等语言文字,有能力充分利用多语种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并重视吸收西方和日本学术同行们的研究成果,令自己的研究“预流”,具有国际化的水准。所以,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即使是从今天“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的角度来衡量,中国蒙元史研究的主流至少在利用非汉语文文献资料和具备国际学术视野这两个方面,均不落后于世界学术的水准,从事的也都是“大元史”的研究。③

　　可是,最近这一二十年来,世界上先后出现了众多重新讲述蒙元史的著作,它们从世界史、全球史或者欧亚史的视角出发,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关于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在这一套新的历史叙事中,蒙古对世界的征服被当成是近代世界新秩序之建立的开始,或者说它甚至还是全球化的开始。与此同时,蒙元王朝的历史被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不断变换更迭这一历史框架中挪移了出来,成为一个跨越欧亚、连接东西方世界的大帝国,它的历史意义相应地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提升,人们普遍认为蒙元帝国的崛起整体改变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格局,为整个世界史创造了一个“蒙古时代”(和一个与之相连接的“后蒙古时代”),这个时代不再由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两个互相分离的世界组成,而是合成了以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蒙古时代对世界格局的这种改变影响巨大,一直延续到了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当代世界。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令人耳目一新,它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也反对汉族中心主义,在这个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大时代深得人心,故引起了超越学术界的世界性反响。④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也出人意料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欣赏,相关著作都十分畅销。但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蒙元史学家不但没有能够参与到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之中去,而且他们几十年来对蒙元史的研究成果多少因为这一套新的历史叙事的出现显得有些陈旧和落伍,甚至遭到忽视或者无视。套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在蒙元史研究这一领域,中国学者似乎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话语权”。

　　对于这一套新的蒙元历史叙事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震撼和影响,我们或可以从日本京都大学杉山正明教授关于蒙古史、元史和中国北方民族史一系列通俗类学术著作的引进、出版,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巨大反响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杉山先生应该说是最早尝试从全球史、世界史的视角出发,将蒙元王朝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而赋予其以新的历史定位和历史意义的一位著名的专业蒙元史家。他提出,出现在中华本土北方的蒙古帝国本来是一个有着军事共同体传统的游牧部落,在成功征服和统治中华大地之后,拥有了人类史上罕见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一方面将中华作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另一方面利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力量,实行对东亚、中亚和中东、欧亚地区的军事扩张,建立起了一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帝国。所以,他认为,“‘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以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元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13、14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⑤

　　因为杉山先生与中国的学术同行有很深的学术渊源,所以,他的一系列宏观叙述蒙元历史的作品既激发了中国学者的浓郁兴趣,同时也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刺激和挑战,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议。⑥杉山先生是中国蒙元史学界的老熟人,1986年秋在南京大学召开的首次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杉山先生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国际蒙元史学界公认的后起之秀。当时他已经搜集了波斯大史学家拉施特丁的历史巨著——《史集》的所有波斯文抄本,并正在着手整理和译注这部对于研究蒙古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波斯文历史文献。可以说,中国的蒙元史学者从清代学者洪钧注译《元史译文证补》开始,就已经具备了“大元史”的学术眼光,一贯重视域外非汉语史料对于研究蒙元史的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有了几十年的脱节,在当时中国的蒙元史家当中,还没有人能够直接利用波斯文文献,更没有可以自己去海外收集所有现存《史集》波斯文抄本的可能性,所以,杉山先生当年所具备的这种卓越的学术能力和优越的学术条件令人望尘莫及,故格外受到中国学术同行的推崇。令人想不到的是,三十年过去了,杉山先生让人期待的《史集》的精校本和译注本未见出版,但却以他所建立的一套对蒙元历史十分独特的新的历史叙事而名满天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蒙元史学界,这让他的学术同行们多少有点感到错愕和不解。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蒙元史研究可谓成绩斐然,其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对很多具体课题的研究也已经做得非常精细。几十年来,中国学者们也一直希望同样能够在利用多语种非汉语文献研究蒙元史这个领域内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而这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按照杉山先生的说法:“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搜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所以,他认为“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⑦不知道这是不是杉山先生最终改弦更辙,从对学究式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的专注中突围出来,而全身心地投入到重构蒙元历史叙事尝试之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他在后一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显然超过了作为一名曾被世界蒙元史学界寄予了厚望的出色的语文学家、蒙元史家的成就和影响力。

三、杉山正明的学术转型与蒙元史研究类型的转变

　　上述杉山先生于学术上的这种“华丽转身”,除了让中国同行觉得惊讶外,同样也给人以启发,或许我们今天也应该把眼光放宽一些,也像杉山先生一样变换一下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思考蒙元史,来考虑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讲述蒙元史、探讨蒙元史对于我们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现实意义。

　　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并不是同一回事,二者常常不是同步的。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或者话语的出现多半是与一个时代、社会特殊的兴趣和关注相关,而未必一定要依靠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努力,也未必一定是建立在历史学家所做出的扎实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蒙元历史研究和蒙元历史叙事、话语建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直接的通道。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蒙元史家或许已经将蒙元历史研究得很好、很专深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尝试去把蒙元史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或者说在目前各种条件的影响下还没有办法换个角度去建构一种新的蒙元历史叙事,所以没有去努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一种可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别人却正在讲述这个故事,而且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这个故事的一套有影响力的叙事和话语。尽管别人讲的这个故事不一定正确,与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一定相符合,但是,他们的故事讲得多了、流传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气候、产生影响,并演变成为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随之产生巨大的话语霸权。这样,我们自己不但失去了有关蒙元史的“话语权”,而且还会时刻受到这套既定叙事和话语的强烈压迫与限制。所以,任何蒙元史学者在认真研究蒙元历史的同时,至少也应该对目前全球化、或者全球史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有关蒙元历史的叙事予以更多的关注,也有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讲述这个故事,参与到世界层面的有关蒙元史的叙事和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建立起我们自己对蒙元史的历史叙事和话语。

　　如前所述,中国老一代的蒙元史学者都相信“史学就是史料学”,觉得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说的,“就像它实际发生的那样”(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来重构历史。我们曾经充分相信,只要我们把史料都找齐了、穷尽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那么,这个我们所寻求的“历史的真实”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想尽各种办法尽可能地去寻找别人还没有利用过的新的文献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仔细整理、分析,从而对已经十分成熟了的蒙元史研究作出更新、更大的贡献。在我初学蒙元史的时候,我就知道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对蒙元史研究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明白是大量域外的、非汉语文献资料的发现给元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层次的历史研究固然十分重要,应该说它依然还是蒙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但却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总有一天会被穷尽的,但历史研究是不会停止的,对历史事实的重构不但本身永远难以达到十分理想和完美的境界,而且它也不足以完全满足一个历史学家所有的好奇心,并圆满地实现其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怎样从对历史事实的探求中同时求得历史对于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文明的意义?怎样构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表述和再现,并通过这种叙述建立起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这或许应该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步骤。具备了这两个步骤,我们的历史研究或方可达到司马迁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毋庸讳言,能够从前述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步骤跳跃到第二个步骤,或者说能够同时兼擅这两个步骤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杉山正明教授可以说是蒙元史研究领域内一个非常少见的例子。他同时重视蒙元史研究的两个不同层面,从学术生涯前期对多种语文能力之训练,到后来对蒙元历史叙事所作出的建构,他在语文学和理论两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我曾经很冒昧地问杉山先生他为什么现在不专心做《史集》的研究了,他颇带自嘲和无奈地解释说:他目前已经和出版商签下了很多出书合同,故暂时没法停下来做别的,他还必须继续写这一类面向大众读者的学术作品。但我猜想,杉山先生在学术取向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他对我们以前信奉的学术理念——即研究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像它过去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呈现出来——也产生了动摇。据说杉山先生给学生上课时,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像伯希和先生这样的超级学术权威,尖锐地指出这些权威们所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他大概觉得语文学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最终还是很难达到十分精确和完美的理想境界,即使是像伯希和这样不世出的伟大的语文学家、历史学家也难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事实上,语文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前赴后继、不断进步的过程,后代学者依靠新的学术手段、凭借新发现的资料,可以不断地对其前代学者的研究和成果进行持续的更新和改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前一代人的学术正是后一代人学术之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但是,历史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再现和构建,它必须要建立在一种叙述和解释的框架和范式之上,每一段历史必须借助这些框架和范式才能被讲述、重现出来。所以,哪怕你能做最好的考据,当你要把它讲述出来的时候,依然还是会受到某一种观念或者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更不用说还可能会受到其他世俗因素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史学对杉山先生或许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促使他实践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向上的跳跃。

四、历史叙事范式的转变与蒙元史研究

　　几年前,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讨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论历史的概念》(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这篇文章中一句话的翻译问题。我查阅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ie Geschichte ist Gegenstand einer Konstruktion,相应的英文是History is object of construction。有人把它翻译成“历史是建构的客体”,也有人认为这译错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历史是建构的主体”。实际上,德文的原意很简单,是说“历史是一种建构的东西”。Gegenstand指的就是一种东西,本身并没有所谓“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历史或都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东西,没有纯粹客观的、不受任何观念影响的历史。这种说法后来成为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题思想,虽然矫枉过正,但确实对史学家有启发意义,也对今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精准、客观和科学,即使是历史书写、叙事的范式、模式、框架等,也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工具,而是通常都连带着一种基本的历史观,它常常可以设定历史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基本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

　　多年前,我曾经读到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克里斯蒂安·K.魏德迈(Christian K.Wedemeyer)先生一篇讨论密乘佛教历史书写的文章,当时读来真是振聋发聩,以后也常常会提到和用到它。这篇文章指出,我们长期在使用的一种历史叙事模式是黑格尔最早提出的所谓“有机的历史发展模式”,即认为任何一部历史都像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an organic process),必然经历出生、成长、鼎盛到衰落、灭亡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不管是研究希腊、罗马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城市史、宗教史等,大家都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于是,开国君主无一例外都是英明伟大、雄才大略的,而末代皇帝必然是荒淫无度、腐朽堕落的,所以这个国家才会由兴盛走向灭亡,完成它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完整的自然过程。在这种有机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下,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从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中找出这种具体而又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帮助我们来描述研究对象所经历的生、老、病、死的完整历史过程。譬如说,我们讲述印度佛教的历史,那么释迦摩尼出生是佛教的诞生,小乘佛教是成长,大乘佛教是鼎盛,到了密乘佛教则一定是腐朽衰落,要走向灭亡了。可是,密乘佛教最晚也应该在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它的起源实际上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早得多,虽然它常常被人与佛教的腐朽、堕落挂上了钩,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十分精致、复杂的宗教信仰和修习形式,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它依然方兴未艾,丝毫没有要消亡的迹象。显然,这个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在佛教史的构建和叙事中是不合适和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很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们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这种历史叙事模式的约束,所以即使是最好的语文学家也都难免受到这种叙事模式的影响和限制,有意无意地要把密乘佛教的仪轨,如男女双修等,设想和规定为佛教走入腐朽、堕落之末路的象征。

　　魏德迈先生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很多当今很有名气的佛教语文学家,包括我在京都大学工作时的合作导师、杰出的印藏佛学语文学家御牧克己先生。魏德迈先生想借此说明的是,即使是像御牧先生这么优秀的语文学家,因为受到这种有机历史观叙事模式的影响,判断力也严重受到影响,认为密教不可能出现得很早,必须要到佛教衰落、接近灭亡的时候才会出现,出现早了就和这种既定的历史叙事不相吻合了,以致错误地认定某部密教经典出现的年代。⑧在其他很多历史研究领域里,我们也都会见到这类历史研究因受叙事模式的影响而出现的类似错误和问题的现象。

　　这种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对当代历史书写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蒙元史研究中找到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它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传统中对藏传佛教于元朝蒙古宫廷传播历史的叙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西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藏传密教的修习仪轨,当成是导致元朝末年急速败亡的罪魁祸首,认为西番僧所传的这些实际上就是淫戏、房中术的藏传密法,彻底蛊惑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及其亲信大臣,导致了元末宫廷的极端腐朽、堕落,最终使得蒙古人很快败亡漠北,失去了江山。显然,这样的历史叙事完全符合有机发展史观的叙事套路,与所有其他皇朝的末代君主一样,元顺帝的宫廷必然应该是腐朽、堕落的,而那些听起来很有异域情调的藏传密教修法不过是为历朝末代宫廷腐朽叙事提供了更让人觉得新奇、刺激的新作料。把藏传密教修法巫化和色情化为淫戏、房中术,又完全符合这种有机发展史观下建构起来的佛教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密教必然是腐朽、堕落的,它的出现即预示着佛教走向衰亡的开始。可是,近年来我们对这段历史所做的文本研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上述“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密教修法,根本不是在元朝末年才开始出现的,而是早在忽必烈汗建立元朝以前,就已经由八思巴帝师亲传而在蒙古人中间传播开了,它们甚至早在蒙古帝国兴起以前就曾经在西夏王国内传播过,所以,这些密法的传播不应该是导致元朝骤亡的直接原因。而且,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上述这些密教修法事实上大部分不涉及密教双修或者多修的内容,即是说,它们中的大部分与密教的双修法并无直接的关联,故不能将它们说成是腐朽、堕落的,也不能将它们视为佛教或者元朝走向衰亡的必然原因。⑨

　　显然,当我们表述和再现蒙元史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各种历史叙事模式/范式的影响和限制,而当我们面对来自日本和西方的“大元史”历史叙事的冲击和影响时,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来叙述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哪个视角、哪个立场出发来叙述和理解这个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的历史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迄今为止,多数人主张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视角来叙述蒙元史,但也有人主张从蒙古族历史的视角,而眼下也有学者更倾向于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或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来叙述蒙元史,使得蒙元史的研究和再现变得十分丰富多彩。但是,这些角度不同的叙事和说法每每各有侧重、各有利弊,以致互相间形成了很多的意见分歧、冲突和争论,甚至牵涉到当今蒙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牵涉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定位和当代中国的边疆归属等敏感和难解的问题。

　　于蒙元史研究领域,我自己长期从事的是元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对蒙元与西藏关系史的研究有比较多的了解,也因此深刻地体会到如何叙述蒙元史、给蒙元史以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对于研究和解释元代西藏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对于蒙元时期西藏历史的研究,中外学界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毕达克(Luciano Petech)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精湛研究,理清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⑩中国学者中,也有像陈得芝先生这样的蒙元史大家,从对蒙元制度史的整体把握出发,作过一系列非常出色的研究。(11)他们的研究表明,蒙元王朝有效地统治了西藏百有余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并非从此所有人都会信服上述中外学术权威们所得出的这一结论,能够自然地接受从元朝开始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说法。相反,依然还常听有人会说元史、蒙古史,跟“中国史”、“中国”有什么关系呀?二者难道就是一回事吗?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统治了西藏,今天的西藏就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吗?这些都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人在海外经常会被人问到的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与之相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出现于最近对清史的讨论中,清代对西藏、蒙古和新疆等所谓内亚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学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清帝国史”、“大清帝国”与“中国史”、“中国”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清等同于中国吗?这大概也是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和争议中,最让人纠结和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掩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一个更关键和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中国,如何来认识今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历史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何谓/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大元史”或“新清史”等中国古代历史上由非汉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历史所建构的一套新的历史叙事的回应和批评。

　　不难发现,杉山率先提出的对蒙元史的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放入全球史、欧亚史的叙事框架中来叙述,形成一种可称为“大元史”的叙事模式。“新清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将清朝的历史从传统的基于汉族中心主义史观的中国古代王朝史的建构中剥离出来,然后从同时包括了一个“中国的帝国(汉人的帝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的跨越欧亚的大帝国的视角来叙述它的历史。所以,同样从不同的视角、层面来看待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重新讲述蒙元史、建立中国的历史学家自己关于蒙元史的历史叙事,这是一个因海外“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出现,给中国的蒙元史研究者带来的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学术挑战。毫无疑问,中国的蒙元史学家现在或许也应该从研究具体史实、具体问题的学术路径中暂时游走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大元史”和“新清史”的挑战、如何来重新讲述蒙元史、如何来重新建构我们自己对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12)应该强调的是,历史研究虽然需要,也难以摆脱今人的视角和关心,但它绝不能完全被今人的立场和观念所左右和支配,我们依然必须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放回到它们原来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分析和解释,而不能严格按照当下人们的政治、思想和利益的趋向和关注,把它们统统写成一部当代史,否则,历史学将失去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而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五、当代蒙古历史叙事之批评

　　前文已经提到,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一种历史叙事或者话语的建构经常不是由优秀的历史学家来完成的。于今日之世界,对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的叙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人类学学者杰克·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先生,他的《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自2004年初版以来,十余年间一直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书,一版再版,至少已经发行了30万册,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持续畅销。而且,在随后的这些年间,他又相继出版了另外两本世界级的畅销书,即《蒙古皇后秘史:成吉思汗的女儿们是如何拯救了他的帝国的》和《成吉思汗和对神的追求:这位最伟大的世界征服者是如何给我们宗教自由的》。(13)今日任何人要谈论蒙古和蒙古的历史,大概都无法忽略这三部著作的存在了。

　　可是,令人十分吃惊的是,这位魏泽福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位专业的蒙古史学家,他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他动手写作《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这部著作时,他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玛卡莱斯特(Macalester)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和主任,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21世纪之初,我曾在玛卡莱斯特学院历史系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和魏泽福先生有过短暂的同事之谊。记得有一天,他专门邀请蒙古族学者纳日碧力戈先生和我一起吃晚饭,郑重地告诉我们他正在计划写作一本关于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新书。当时我们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吃惊,问他以前研究过蒙古史吗,他说从来没研究过。我知道他写的前一本书是《钱的历史》,这是一本世界级的畅销书,我先在学校橱窗里展出的在校教授优秀作品中见到过这本书,据说它已经被翻译成12种语言,后来他也曾经送给过我这本书的汉译本,读过之后对他汪洋恣肆的文笔有过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对书的内容基本没有印象。(14)而他最初的成名之作是一部研究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著作,题为《印第安施主们:美国的印第安人是怎样改变了世界的》,据说也曾风行一时,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15)

　　我们很好奇地问他怎么会突然想起来要写一本关于成吉思汗的书,我还历数了我自己所知道的各种成吉思汗的传记,还特别提到了俄裔德国学者、曾任洪堡大学汉学教授的保罗·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最初用德文所写的那本经典的成吉思汗的传记。(16)魏泽福很坦率和自信地告诉我们他想写这部书纯粹就是觉得成吉思汗这个人很有意思,而且蒙古人当年对世界的征服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有很大的关联,所以,这本书写出来就一定会很畅销。虽说他以前对蒙古史素无研究,但他计划花五年时间进行专心的研究,每个假期都去蒙古国做实地的调查,直接在蒙古人中间感受蒙古人的古代文化和习俗,五年以后就一定能够把它写出来。

　　虽然魏泽福先生当时说得很轻松,也很自信,而且作为多部世界级畅销书的作者,他出色的写作能力也是早已经得到了证明的,但我和纳日兄心里还是直犯嘀咕,觉得这位原先对蒙古史一窍不通的人类学家凭什么用五年时间就能写出一部蒙古历史书来呢?因为我自己可以算是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逃兵,当时正是觉得从事蒙元史研究太难,门槛太高而不得不改做西藏研究的。正如杉山先生所说,仅仅学习和掌握研究蒙元史必需的多种语文就会消耗掉一位学者大半辈子的时间和毅力,更何况还要利用这些多语种文本在吸收众多前辈大师们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研究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以后,这位魏泽福先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蒙古历史专家了。

　　2004年的某一天,我在美国一个国际机场的书店里第一次看到了魏泽福先生的这部新作《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惊讶和佩服之情实在难以言表,他居然真的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在五年不到的时间内贡献出了这部有关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之形成的世界级的畅销书。从那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开始阅读他的这部著作,但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平心静气地把它读完,心里似乎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我认识那么多的蒙古史学家,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位本来与蒙古史完全不搭界的人类学家魏泽福先生却写出了这部目前世界上最畅销、最有影响力的蒙古历史著作呢?但我不得不说的是,与其说《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倒不如说它是专门为当代人量身打造的一部现代蒙古史诗。首先,这部书不是从书斋里产生出来的,它不是以文本研究的方法来研究蒙古历史,而是以所谓的“运动考古学”(Archaeology of Movement)的方法所做的研究,是骑在马背上追随成吉思汗的脚步、行程万里而感悟出来的一部著作,它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的性质;其次,这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中有一半并不是成吉思汗本人的故事,而是他的子孙、后裔们的作为,因此,说它构建了“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的历史是不恰当的;再次,作者于书中对成吉思汗的作为和个人品质做了完全能够满足当代读者好奇和期待的设计和夸张,与历史上的成吉思汗本人的作为和品质相差甚远。作者说成吉思汗在短短25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比罗马帝国花了四百年才完成的一项更伟大的征服事业,建立起了一个世界历史上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伟大帝国,成吉思汗不但不是一位血腥、残暴的军事征服者,而且是一位比欧洲或亚洲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君主更加开明和进步的统治者、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他不但废除了酷刑,摧毁了封建贵族特权制度,鼓励自由贸易、扩大了欧亚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往来,准许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地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促使了世界文明的繁荣,甚至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位因为不够称职而常懊悔不已的好父亲、一位尽管多妻多妾,但富有爱意的好丈夫,等等。这样的一位成吉思汗实在可以说是后现代人十分渴望拥有的一位理想型的世界领袖、一位千古一遇的转轮圣王,但是,谁敢相信如此出类拔萃的雄才大略和如此众多的卓越品质竟然都集中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位前近代的蒙古部落领袖身上!成吉思汗或许确实鼓励过自由贸易,也对各种宗教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但他鼓励的自由贸易和宗教信仰自由与今日全球化背景下的人们所热望的自由贸易和宗教宽容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魏泽福先生在书中努力想说明,催生了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世界之形成的很多观念和发明实际上都来自于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们,虽然这样的努力显然还不够成功,一时还很难为所有读者所接受,但至少从此人们将对成吉思汗及其他所创立的大帝国、对他所留下的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遗产,以及对保留至今的蒙古民族文化刮目相看,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魏泽福先生的成功让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蒙元史的研究和历史叙事的建构而言,它不只是要求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的语文学家精神,而且还需要他们具备更宽广的视角和维度;历史研究除了要从其原初的历史语境中来揭示其历史的真实,也还要重视长期以来人们对你所研究的这段历史之接受和设计的传统的历史,还必须从当下的视角和关心出发来考察其历史定位和其于现实世界的意义。总而言之,如果人们能够调整一下视角、变换一种研究方法,那么,即使不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的蒙元历史学家,或许也能够写出一部给我们这些专业的蒙元史学家以新知和启发的优秀历史作品。魏泽福先生仅用不到五年时间就写出了一部世界级的畅销书,建构起了他对蒙元历史的一种新的叙事,作为专业的蒙元史家,我们或也可以从他这里获得一些积极的启发。诚然,我们不但不能把历史叙事与历史、把历史叙事的建构与历史研究等而视之,而且,我们必须强调历史叙事的建构必须以对历史事实的真实、可靠的研究为基础。但是,作为蒙元史学者我们不能只研究蒙元王朝的历史而不关注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因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只是要揭露历史的真实,而且还要诠释历史的意义。

　　①关于“约翰长老的王国”的传说及其于欧洲历史的影响的著作非常丰富,可谓不胜枚举,兹仅列蒙古学家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的一部著作《约翰长老和欧洲对东亚的发现》(Prester John and Europe's Discovery of East Asia,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2)。此外,已故意大利小说家、学者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先生曾写过一部学究式的小说——《波多里诺》(Baudolino),2000年出版,专门讲述“约翰长老”这个传说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经过,故事委婉曲折,引人入胜。

　　②Hansgerd Gckenjan und James R.Sweeney,Der Mongolensturm.Berichte von Augenzeugen und Zeitgenossen,1235-1250,Graz,Wien und Kln:Verl Styria,1985.

　　③参见《刘迎胜谈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6月26日。

　　④这类著作很多,此处仅列举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几部作品,例如Jack Weatherford,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Broadway Books,2004; Michal Biran,Chinggis Khan,London:Oneworld Publications,2007; Timothy May,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London:Reaktion Books,2012.值得一提的是,较早从欧亚史(Eurasian History)角度研究蒙古历史,并取得了很高学术成就的是美国学者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T.Allsen)教授,他出版了一系列优秀的学术著作,但还没有像后来者那样如此明确地要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尝试建立起一套新的蒙古历史叙事。他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大汗蒙哥在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政策》(Mongol Imperialism: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ngke in China,Russia,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Berkley and Los Angel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蒙古帝国的商品与交换:伊斯兰织物之文化史》(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蒙古帝国的工匠输出》(Technician Transfers in the Mongolian Empire,Bloomington:Dept.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Indiana University,2002);《蒙古欧亚的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欧亚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⑤《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6—177页。对杉山先生这种观点的评论,可参见吕正惠:《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张志强主编:《重新讲述蒙元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⑥杉山先生的通俗类学术著作大部分已经被翻译成汉文于近年出版,它们是:《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孙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杉山先生唯一一本纯学术专著是他的学术论文集《モンゴル帝国と大浴ˇルス》(《東洋史研究叢刊》,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4年)这部论文集为杉山先生赢得了2007年日本学士院奖,这是日本学术界的最高荣誉之一,可唯有这部著作在中国的学术界并未得到重视,也无汉译本出版。杉山先生是一位十分有创造力,而且非常勤奋的优秀学者,进入21世纪以后,他的学术兴趣转移到了对蒙古时代绘制的世界地图的研究,其中包括汉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等多语种地图;与此同时,他又参与了新成立的“日本地球与环境研究所”所组织的多个历史学与地球环境学研究项目的前期规划和企划立案等工作,领导一批年轻学者参与该所所组织的绿洲项目、伊犁项目等大型研究课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也因此而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从事欧亚历史和人文、环境研究。他自己出版的成果也有很多种,例如,《文明圈をこえて—　♀ンゴル時代の世界像(特集 古典学研究——現代にぉける古典学の役割)》,《学術月報》第53卷第11期(総第672期),2000年11月,第1164—1168頁;《東西の世界図が語る人類最初の大地平》,藤井讓治、金田章裕、杉山正明編集:《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年。

　　⑦《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183页。

　　⑧参见Christian K.Wedemeyer,"Tropes,Typologies,and Turnarounds:A Brief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vol.40,no.3,2001,pp.223-259.此文的汉译文为《修辞、分类学与转向:简论佛教密宗历史编纂源流》,沈卫荣主编:《何谓密教?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符号和历史的诠释与争论》,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302—345页。

　　⑨参见沈卫荣:《从“大喜乐”和“演揲儿”中还原历史》,《文汇学人》2015年8月28日。

　　⑩Luciano Petech,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The Yü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Roma:Ist.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90.

　　(11)参见沈卫荣:《陈得芝先生与蒙元时期西藏史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12)近年来,陆续有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回应海外“大元史”的讨论,参见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165—174页;《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第185—199页。

　　(13)Jack Weatherford,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汉译本为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魏泽福先生之后又出版了两部有关蒙古历史的著作,都是世界级的畅销书,它们是: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New York:Broadway Books,2011; Genghis Khan and the Quest for God:How the World's Greatest Conqueror Gave Us Religious Freedom,New York:Penguin Books,2017.

　　(14)Jack Weatherford,The History of Money,New York:Crown Business,reprint edition,1998.

　　(15)Jack Weatherford,Indian Givers:How the Indians of the Americas Transformed the World,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9.

　　(16)Paul Ratchnevsky,Genghis Khan:His Life and Legacy,Malden,Oxford and Carlton:Blackwell Publishing,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