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居士～白居易「第三回」

《白居易集》

——【回京得志】——

自从做上忠州刺史之后，白居易迎来了一段快速升迁的日子。

四十九岁的时候，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上了尚书省的司门员外郎，很快被擢升为主客郎中，代替牛僧孺承担知制诰的差使。知制诰是负责起草诏令的，是文官系统中最有权势、最为荣耀的职务之一。一个清流文人做上知制诰，是他受到皇帝重用的典型标志。此时白居易心里一定是非常感激，想有一番作为。不过，一个诗人怎么好意思写诗说自己心里美得冒泡呢？他偏要找点什么理由言不由衷一下，说自己过得并不如意。古代的官阶和差遣是分离的，官阶是你的待遇，差遣是你的实际工作。白居易这时候的差遣官很高了，但是官阶暂时还没升上去，还是六品，说起来比忠州刺史还要低一品。地方官的官阶一般比他在官场上的实际地位要高一点，说这个地方官“相当于”朝中的什么官，往往是“相当”不了的。一般京官调成地方官，官品要升一点；地方官调成京官，官品要降一点。地方官入京降一点官品，不仅不是惩罚，反而是值得高兴的大喜事。

忠州刺史可以穿红袍子，他当这个官反而不能穿了所以，他回京的时候要把红袍子脱下来。那么，是穿红袍当忠州刺史好，还是穿绿袍当知制诰好呢？当然是后者好了所以，白居易这时候脱掉红袍，脱得是特别高兴的。但是他偏偏要写一首诗说：你看，我连红袍子都脱掉了啊，连腰上的银鱼符都收走了，孩子都哭闹着不干了啊。其实，孩子懂什么呢？光看红袍子绿袍子，那是小孩子的心理罢了。白居易这么说，其实是升了官还在这里卖乖，我们不要被他骗过了。一年后，他升了官品，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真正有含金量的红袍。

虽然卖乖，白居易还算是不避讳写现实中的功名利禄的。他不无自得地写，自己怎样在宫禁中的办公室，对着紫薇花写诏书；自己怎样转为上柱国，怎样扬眉吐气。这时候他写下了很多游戏之作，与年长于他、诗风与他迥异、经常显得太过严肃的韩愈韩阁老开开玩笑，有时候也与小女冠、小尼姑开开玩笑。

不过，白居易很快就发现在朝中身居高官也没什么意思。这时候的唐王朝正在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朝中则是朋党纷争。白居易在几件事情上都受到挫折，感觉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特别是这时候日益浮出水面的“牛李党争”，更是令他厌倦。所以，在五十一岁的时候，他主动要求外放，到杭州去做刺史。他这一去，倒是避开了“牛李党争”最激烈的阶段。

杭州是个好地方，白居易以尊贵的身份来到杭州，并非贬谪，而是主动逃避朝中纷争，过得很惬意。更令他高兴的是，他的好友元稹这时候到越州做了刺史，与他书信往来十分方便。这段时间，他与元稹互相激励，写了很多诗。这时候正是长庆年间，他们写的诗又称“长庆体”。

《钱塘湖春行》

白居易在杭州的时候，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包括修筑了著名的“白堤”。勤政之余，他还写下了像《钱塘湖春行》这样的漂亮诗作，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此时的愉悦是发自内心的。他还带着杭州的士民百姓一起写诗。诗歌，成了他作为一方刺史传播儒家文化的载体，这件事也是很有诗意的。白居易在杭州待得很舒服，到三年任满离开的时候他还写诗表示没待够。多年之后，他还写了三首《忆江南》词，怀念杭州。

《忆江南》

在得意的日子里，白居易还是保留着老习惯，喜欢用诗记录日常生活。因为日子过得太好，他这种写日常生活的作品，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未免难于共情，而且有写得太多太滥的嫌疑，不时会露出一点“老干部”的声调。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写法是很新鲜的，是白居易的创造，而这种创造，出自白居易对生活真诚的爱。他在这个阶段作品中的精华，仍然不失为好诗的样板。

《白居易集》

——【洛阳老人】——

离开杭州，白居易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但只过了一年，他就犯了严重的眼病，没法再照管郡中的政务了。从这时候开始，白居易就不太参与实际的政治事务了，他开始隐退，步入了晚年。

五十六岁时，白居易回到长安，做了秘书监。这是一个文坛领袖喜欢担任的职务。这时候已经是文宗大和元年，算是晚唐了，白居易已经是朝中元老，穿上了最高级别的金紫官袍。

这时候的白居易，已经不是那个被寄予厚望、愿意为唐王朝做事的青年了。他不用再做任何事，存在的意义就是做前朝传统和长者权威的象征，只要让大家还能看到他就好实际上成了苍髯皓首、穿着华贵官袍的“吉祥物”。

五十八岁的时候，白居易辞去了朝中的职务，带着“太子宾客”这样的荣誉头衔到洛阳居住，实际上结束了政治生命。他在洛阳买了一所有水竹园林的豪宅，在那里颐养天年，直到七十五岁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白居易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位长者，与朝中官员和其他退隐的老人唱和酬赠。其间，他经历了挚友元稹的逝世，也接见了诗坛新锐李商隐。

晚年的白居易，是一个生活在晚唐的中唐人，一个真正的“老人”。他代表着旧的时代，却又真实地生活、写作着。他不再从政，写的诗也不再能翻出新意，但他在政治上、文学上又享有崇高的话语权，令年轻人感到压力。他的这个状态持续了二十年，也让白居易给诗坛留下了一个老人的形象。

在漫长的晚年里，白居易写诗自娱。他把他中年拿手的“闲适诗”又捡了起来。他晚年的闲适诗，主要写自己不用上朝、不用出门、衣食无忧的闲适生活。这时候的闲适，是真的闲适，不再有政治上被压抑的落寞。如果还有落寞，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老去了，不能再有所作为，年龄给了他最彻底的放逐。

在彻底放逐的晚年，白居易玩过很多文字游戏，写过何处春深好”这样程式化的组诗，也写过《一字至七字诗》这样的游戏之作。这些作品极度讲究形式，是白居易在娴熟于文字而又百无聊赖的晚年，以写诗为消遣的产物。白居易一辈子写诗都有玩的成分，到最后更是随心所欲地玩诗了。白居易在晚年，还几次自己编订自己的诗集，找人抄好了，藏在各大寺庙这样保险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他这么干显得有点自恋，因为之前还没有人这么干过。当时这么干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因为印刷术还不普及，每一个副本都要靠抄的。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他的诗才比之前的人传下来得都多。传下来的诗多，也好也不好，好处是我们今天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坏处是传下来的诗多了，又没有经过读者的筛选，平均质量难免就低了。

白居易是早慧的，也是长寿的，这让他有机会足足写了六十年的诗；白居易对诗的态度是轻松的，这让他有机会写了很多诗，写了很多跟前人不一样的诗。他的诗，首先让人耳目一新，很容易觉得心有戚戚，所以赢得了众多的崇拜者和效仿者，加上他的诗数量大、流传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成为中晚唐诗坛的“广大教化主”，几乎是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在宋以后的诗坛上，“白体”也始终存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诗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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