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名臣于成龙生平概况

于成龙（1617年—1684年） ，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清初名臣、循吏。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于成龙被任命为罗城县知县，在任上明确保甲制度，百姓安居乐业，全力耕作土地。1667年（清康熙六年），于成龙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后迁任湖广黄州府的同知和知府，历任代理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康熙二十年（1681年）入京觐见，升任江南江西总督。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命令于成龙兼管江苏、安徽两地巡抚的政事，不久便在任上去世。被康熙帝追赠为太子太保。有《于清端政书》八卷等著作传世。

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被康熙帝赞誉。

人物生平

家世出身

于成龙远祖于伯达、于建中、于仕贤在1341年（元至正元年），迁至石州（今吕梁市离石区）白霜里村，在这里度过了150多年的漫长岁月。于仕贤生于渊，于渊生于坦等四子。于坦，明景泰庚午科举人，甲戌科进士，累官至巡抚。

正德元年（1506年），其宗族一脉于素家族，迁居到石州北乡距城30公里的来堡村。于素生于恩等四子，于恩生于采等四子，于采生于时煌等四子。

万历四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1617年9月26日），于时煌原配田氏生次子于成龙。不久，田氏病逝，父亲继配李氏。于成龙和继母关系很融洽，家庭和睦。 [2]

科举失意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于成龙参加乡试，省城太原考场考官公然行贿

清人绘《于成龙像》史密森学会藏[3]

受贿，徇私舞弊。于成龙在考卷上痛陈时弊，直抒胸臆。结果正榜无名，勉强考取了个副榜贡生。副榜贡生相当于备取生，不算中举，但可以直接参加会试。会试之后，于成龙以父亲年老为借口，辞去做官的机会，回到来堡村。

满清统治中国后，于成龙继续致力于应举。顺治四年（1647年）至顺治八年（1651年），于成龙到太原崇善寺开办的学校学习了4年，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中，于成龙又落榜了，这年他已经35岁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于成龙兄长于化龙病故，三子于廷元出生，全家生活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父亲于时煌年老多病，要人侍候汤药；继母李氏虽健，也已暮年。长子、次子上学，全家开支很大，家资因此受窘。于成龙为了养家糊口，供子上学，整日忙于家务，再无工夫参加科举考试了。

顺治十五年（1658年），父亲病故。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于成龙入国子监学习，结业后准备出仕。 [2]

初入仕途

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4]

于成龙在罗城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在罗城为官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

主政合黄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广西省唯一“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在合州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由于招民垦荒政绩显著，1669年（清康熙八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在黄州任同知四年，又任知府四年。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武昌平乱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

于成龙塑像

再次举“卓异”后，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同时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造暴乱。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肆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接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动暴乱。由于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收拾局面。他以“招抚”为方针，查清事件原委后，发出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百姓归家，事态很快趋于缓和。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先发难的刘君孚山寨中说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动乱顺利平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二次暴乱又接踵而至。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虚，联络当地豪绅纷纷起事，“高山大潮，烽火相望”，声势与范围大大超过前次。面对险恶的形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放弃黄州、组织乡勇相机主动进剿的策略。调集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乱分子展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身先士卒，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斗获得全胜。当场擒获暴乱首领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余叛乱。二十余天内又取得平乱的胜利，受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褒奖。

仕途平坦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康熙十八年（1679年），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洲县），在湖北期间，尽管地位和环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

溘然长逝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终年六十八岁。

于成龙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谥号“清端”。

于成龙逝世后，南京男女老幼，商贩僧侣皆痛哭流涕，可见中下层人民对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这是对他廉洁刻苦一生的表彰。 [5]

“卒之日， 金陵人为之巷哭。相率香灯祭与寝。日几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远近闻之， 皆辍市， 如丧其亲”。在出殡当日， “士民数万人步二十里外, 伏地哭, 江干江水声如不闻。公之得吏民之心, 江宁人谓数百年来无能如此者”。

主要成就

为政举措

于成龙在罗城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格规定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的原则。同时要求各县注意为新附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申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励垦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行“禁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定的15年前，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

治道省讼

“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问题。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盗贼名单，“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铁面无私，头脑敏锐而细心，善于从一些常人忽视的细节上发现问题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从而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事迹，在清人野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述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

重审“通海”案件

于成龙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一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统治者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孺子。于是他坚决主张重审，对怕得罪清室而劝阻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整顿吏治

1679年（清康熙十八年）夏，于成龙

中国龙瓷：于成龙像

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赏识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利了治盗。升巡抚后仆人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昏庸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不禁叹曰：“噫！吏治败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其中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同时，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地方官的行为准则。方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科考教育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育也十分关心。在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舞弊之风盛行，贫苦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针对这种状况，于成龙规定：一旦发现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毙之杖下”。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于他在各地兴办学校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困难的地区，他也很快办起学堂，并鼓励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导地方绅仕捐资的方式兴办“义学”。

生活简朴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

人物评价

总评

于成龙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于成龙在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曾经参加过乡试并中副榜贡生，但因为父亲年迈需要照顾而没有出去做官。直到45岁才以明经谒选清廷吏部，被授以广西柳州罗城县知县。此后，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抚大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尤其是始终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爱戴。[8]

历代评价

康熙：“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康熙破例亲自撰碑文并题写“高行清粹”匾额给予褒扬。 [9] 乾隆：乾隆数次遣官祭于成龙之祠，并御书“清风是式”四字。 [9] 戴震：成龙清严忠直， 勤劳治事，官吏无不敬畏， 归于廉慎。 [9] 李中素：古人得一节，足以传之无穷，公则萃于一身，无往而不备矣。范鄗鼎：余读《明史》，而叹廉吏之难。其人也，三百年来首轩輗，輗之后有吾阳城杨继宗，厥后有布政张黼、副使刘俊、岳州知府张举与吾邑洪洞卫英数人，前辈石公瑶言之彰彰哉！余观数人，廉也而或短于才，才矣而或疏于学或馁于气。才、学、气备矣，而或不得于君，不获于上，政事止及于一时一隅之间。君子惜其用廉之未尽善也。本朝养士四十余年，得于先生，先生之廉可不谓其尽善乎！廉则心清，心清则理明，理明则才全，理明则学优而气壮。武祗遹：其刚毅自矢，不畏强御，则包孝肃也；其精白一心，可对天地，则赵清献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倾，则司马温公也；易箦之日，仅余竹篓败笥，污衣旧靴，银钱毫无，则海忠介之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也！所谓“言顾行，行顾言”，公之谓也。熊赐履：呜呼！余考传记，三代而后以廉干称者代不乏人，然类多矫饰沽激，流为刻核，以纳于偏畸。故措施建树、表里初终之际，往往难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质任自然，略无矫强刻厉之迹。而诚意感孚，无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于古人之上者。然后叹公为真不可及，而益信诚中形外之为不诬也！彭绍升：操执似海中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独，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圣天子始终之恩，立百尔在官之准，永斯人没世之慕。区区发奸禁暴，岂足以见公之厓量哉。于准：先清端平生从不讲学，而所行未尝不合于道。素景慕者，汉则江都、隆中，唐则邺侯、宣公，宋则魏公、温公，明则文清、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