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上帝已死、呼唤超人的乐观主义哲学先驱：尼采

一、尼采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家、作曲家、诗人、作家、语言学家。在转向哲学之前，他以古典语言学家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1869年，24岁的他成为巴塞尔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古典语言学教授。尼采于1879年辞职，因为健康问题困扰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完成了大部分核心作品。1889年，44岁的他遭遇了一次精神崩溃，随后完全丧失了智力。他在母亲的照料下度过余生，直到1897年母亲去世，然后和妹妹伊丽莎白一起生活。尼采死于1900年。

尼采的写作跨越哲学论战、诗歌、文化批评和小说，同时表现出对格言和反讽的喜爱。他的哲学中突出的元素包括他对真理的激进批判，支持透视主义；宗教与基督教道德的谱系批判及主仆道德相关理论对“上帝之死”和虚无主义深刻危机的审美肯定；阿波罗神和酒神力量的概念；将人类主体描述为相互竞争的意志的表达，统称为权力意志。他还发展了一些有影响的概念，如超人说 (Übermensch)和永恒轮回(Eternal Return)的学说。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越来越专注于个人的创造力，以克服文化和道德的道德观，追求新的价值和审美健康。他的作品涉及广泛的主题，包括艺术、语言学、历史、宗教、悲剧、文化和科学，并从苏格拉底、琐罗亚斯德、亚瑟·叔本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理查德·瓦格纳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等人物中汲取灵感。

在他死后，他的妹妹伊丽莎白成为馆长和尼采手稿的编辑。她编辑了他未发表的作品，以适应她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经常矛盾或混淆尼采的声明意见，这是明确反对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通过她出版的版本，尼采的作品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联系起来。20世纪的学者们对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他著作的修订本很快就出现了。

尼采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重新流行起来，他的思想对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哲学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大陆哲学流派中，还有艺术、文学、心理学、政治和大众文化。

二、哲学思想

由于尼采具有唤起性的风格和挑衅性的思想，他的哲学产生了热烈的反应。由于对他的作品有不同的解读和误解，他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在西方哲学中，尼采的著作被描述为自由革命思想的一个案例，即在结构和问题上具有革命性，尽管不与任何革命项目挂钩。他的作品也被描述为一项革命性的工程，他的哲学是欧洲文化复兴的基础。

阿波罗神和酒神 (Apollonian and Dionysian)

“阿波罗”与“酒神”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与“酒神”的双重哲学概念。尽管这个概念与《悲剧的诞生》有关，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已经提到过它，温克尔曼也谈到过巴克斯。

尼采在古典雅典悲剧中发现了一种艺术形式，它超越了所谓的西勒诺斯智慧中的悲观主义。希腊观众通过观察舞台上人物所描绘的人类苦难的深渊，热情而快乐地肯定生活，认为生活是值得的。

《悲剧的诞生》的主题是酒神与阿波罗神的艺术冲动的融合形成戏剧艺术或悲剧。他认为，这种融合自古希腊悲剧家以来就没有实现过。阿波罗代表和谐、进步、清晰、逻辑和个体化原则，而酒神则代表混乱、陶醉、情感、狂喜和统一(因此没有个体化原则)。

尼采使用这两种力量，因为对他来说，精神世界和秩序是一边的，激情和混乱是另一边的，形成了希腊文化的基本原则阿波罗神是一种充满幻想的梦境状态;酒神是一种陶醉的状态，代表着本能的解放和界限的消解。在这个模子里，一个人就像森林之神。他是个体性原则泯灭的恐怖，同时也是以其毁灭为乐的人。这两个原则都是为了表现认知状态，通过艺术表现为自然的力量在人。

梦神与酒神的并列出现在悲剧的相互作用中:戏剧的悲剧英雄，即主要的主角，虽然死得未偿，却努力为自己不公正和混乱的(酒神的)命运建立(梦神的)秩序。

详细阐述了哈姆雷特作为一个无法下定决心的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一个实干家的活生生的对立面，尼采认为酒神形象拥有这样的知识，即他的行为不能改变事物的永恒平衡，不采取任何行动都足以让他厌恶。哈姆雷特就属于这一类，他通过幽灵瞥见了超自然的现实，他获得了真实的知识，知道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点。

对于这个戏剧的观众，这个悲剧让他们感受到尼采所说的，原始的统一，它复活了酒神的本性。他把原始的统一描述为力量的增长，由狂热所带来的丰满和富足的体验。疯狂就像一种陶醉，是使任何艺术创作成为可能的生理条件的关键。这种状态刺激了一个人的艺术意志:

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从自己的充实中丰富了一切:无论看到什么，看到什么意志，都是膨胀的、紧张的、强大的、超负荷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改变事物，直到它们反映出他的力量——直到它们反映出他的完美。这种转化为完美的过程就是艺术。

尼采认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是艺术创作的顶峰，是悲剧的真正实现；从欧里庇德斯那里，悲剧开始了衰败。

尼采反对欧里庇德斯在悲剧中运用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和道德，认为伦理和理性的灌输剥夺了悲剧的基础，即酒神与梦神的脆弱平衡。苏格拉底如此强调理性，以至于他将神话和苦难的价值传播给人类的知识。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中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现代世界最终以牺牲阿波罗神与酒神二分法中的艺术冲动为代价，继承了理性。他指出，如果没有阿波罗神，酒神就没有形式和结构来制作一件连贯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酒神，阿波罗神就没有必要的活力和激情。只有这两种力量的丰富的相互作用，才能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出最好的希腊悲剧。

这一观点影响的一个例子可以在《文化模式》一书中看到，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承认尼采的“阿波罗”和“酒神”的对立面是她对美洲土著文化的思考的刺激。

卡尔·荣格在《心理学类型》中就二分法写了大量文章。

米歇尔·福柯评论说，他自己的《疯狂与文明》应该“在伟大的尼采探索的阳光下”阅读。在这里，福柯引用了尼采对悲剧的生与死的描述，以及他对西方世界随后的悲剧是对悲剧的拒绝，同时也是对神圣的拒绝的解释。

画家马克·罗斯科在《悲剧的诞生》中受到尼采悲剧观的影响。

关于透视主义

尼采认为上帝的死亡最终会导致对事物的普遍看法和对客观真理的连贯意识的丧失。尼采拒绝了客观现实的观点，认为知识是偶然的和有条件的，相对于各种流动的观点或利益。这导致了根据个人视角的情况不断重新评估规则(即哲学、科学方法等)。这种观点被称为透视主义。

在《查拉图斯特拉的演说》中，尼采宣称，每一个伟人的上方都悬挂着一张价值的桌子。他指出，不同民族的共同之处是尊重和创造价值的行为，即使这些价值因人而异。

尼采断言，使人伟大的不是他们信仰的内容，而是重视价值的行为。因此，一个社区努力表达的价值观并不像看到这些价值观实现的集体意志那么重要。

尼采认为，意愿比目标本身的价值更重要。查拉图斯特拉说:“到目前为止，有一千个目标，因为有一千个人。”只是少了千人颈项的轭，少了一个目标。人类仍然没有目标。”

因此，这句格言的标题是“关于一千零一个目标”。一种价值体系并不比另一种价值体系更有价值，尽管这可能不能直接归因于尼采，但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前提。马克斯·韦伯和马丁·海德格尔吸收了它并使之成为他们自己的。它塑造了他们的哲学和文化努力，以及他们的政治理解。例如，韦伯依赖于尼采的透视主义，认为客观性仍然是可能的，但只有在特定的视角、价值或目标被确立之后。

尼采在《超越善与恶》中批判康德、笛卡尔和柏拉图等传统哲学，抨击事物本身和“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是基于对先前观念和谬误的天真接受而不可证伪的信念。哲学家麦金太尔将尼采置于哲学史的高位。他同时批评虚无主义和尼采，认为这是普遍衰落的标志，但他仍然赞扬尼采认识到康德和休谟道德哲学背后的心理动机:

因为尼采的历史性成就是能比任何其他哲学家更清楚地理解……不仅所谓的客观性的诉求实际上是主观意志的表达，而且这也为哲学提出了问题的本质。

关于道德上的奴隶反抗

在《超越善与恶》和《论道德谱系》中，尼采在现代道德体系发展的谱系叙述占据了中心地位。在尼采看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善与坏”的思维转向了“善与邪恶”。

道德的最初形式是由古代文明中的武士贵族和其他统治阶层制定的。贵族的好坏价值观与他们与低等种姓(如奴隶)的关系相一致，并反映了他们的关系。尼采提出了这种“主道德”作为最初的道德体系，也许最好与荷马时代的希腊联系在一起。

“好”是指快乐，拥有与快乐相关的东西:财富、力量、健康、权力等。“坏”就是要像贵族统治下的奴隶一样:贫穷、虚弱、有病、可怜虫；他们是令人同情或厌恶的对象，而不是令人憎恨的对象。

“奴隶道德”是对主人道德的反动。价值从善与恶的对比中显现出来：善与来世、仁爱、虔诚、克制、温顺和顺从相联系；而邪恶是世俗的、残忍的、自私的、富有的、好斗的。尼采认为奴隶道德是悲观和可怕的，其价值的出现是为了改善奴隶的自我认知。他将奴隶道德与犹太和基督教传统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是源于对奴隶的憎恨。

尼采认为，平等的思想允许奴隶克服自己的条件，而不鄙视自己。通过否定人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在成功中，力量、美丽和智慧的奴隶们获得了一种逃避的方法，即在拒绝主人道德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价值，这使他们受挫。它被用来克服奴隶在他们(较富裕的)主人面前的自卑感。例如，它把奴隶的弱点说成是一种选择，把它重新贴上“温顺”的标签。主人道德中的“好人”正是奴隶道德中的“坏人”，而“坏人”则被重铸为“好人”。

尼采认为奴隶道德是虚无主义的源头，这种虚无主义已经占据了欧洲。由于主仆道德之间的矛盾，现代欧洲和基督教处于一种虚伪的状态，这两个矛盾的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大多数欧洲人的价值观。

尼采呼吁杰出的人不要因为所谓的“大众道德”而感到羞愧，他认为这对杰出的人的繁荣是有害的。然而，他告诫说，道德本身并不坏；这对群众有好处，应该留给他们。另一方面，杰出的人应该遵循自己的“内在法则”。尼采最喜欢的座右铭是:“做你自己(Become what you are)。”

一个长期存在的关于尼采的假设是，比起奴隶道德，他更喜欢主人道德。然而，著名的尼采学者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拒绝了这种解释，他写道，尼采对这两种道德的分析只是在描述和历史意义上使用；它们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接受或赞美。

另一方面，尼采称主人道德是更高层次的价值，崇高的，那些对生命说是的，那些保证未来的。正如“人与人之间有等级”一样，“道德与道德之间”也有等级。

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中对基督教的奴隶道德发起了一场哲学战争，从而取得了一种被他称为“未来哲学”的新主人道德的胜利(《超越善恶》的副标题是《未来哲学的前奏》)。

在《黎明》中，尼采开始了他的“反道德运动”。他称自己为“非道德主义者”，并严厉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著名道德哲学:基督教、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概念适用于基督教的教义，尽管不适用于其他所有的信仰:他声称佛教是一个成功的宗教，他称赞佛教培养了批判性思维。然而，尼采认为他的哲学是通过欣赏艺术来反对虚无主义:

艺术作为一种单一的优越的反力量，反对一切对生命的否定意志，艺术作为反基督教、反佛教、反虚无主义的至尊。

尼采声称，基督教信仰的实践不是耶稣教义的恰当代表，因为它强迫人们仅仅相信耶稣的方式，而不是像耶稣那样行动;尤其是他拒绝评判别人的例子，基督徒经常这样做。他谴责制度化的基督教强调怜悯的道德(Mitleid)，这假定了社会固有的疾病:

基督教被称为怜悯的宗教。怜悯与增强我们活力的滋补情感是对立的，它有一种压抑的效果。当我们感到怜悯时，我们就失去了力量。这种对生活的痛苦所造成的力量的丧失，由于同情而进一步增加倍增。怜悯使痛苦具有传染性。

尼采在《看这个人》中将建立在善恶两分法基础上的道德体系称为“灾难性的错误”，并希望发起对基督教世界价值的重新评价。他表示，他希望在生命的活力本身中带来一种新的、更自然的价值源泉。

虽然尼采抨击了犹太教的原则，但他并不是反犹主义者:在他的著作《论道德谱系》中，他明确谴责了反犹主义，并指出他对犹太教的攻击并不是对当代犹太人的攻击，而是对古代犹太牧师的攻击，他声称他们的反犹基督教徒的观点是矛盾的。一位以色列历史学家对尼采写的所有关于犹太人的东西进行了统计分析，他声称，交叉引用和上下文表明，85%的负面评论是对基督教教义的攻击，讽刺的是，是对理查德·瓦格纳的攻击。

尼采认为现代反犹主义是“可鄙的”，与欧洲的理想相悖。在他看来，其原因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增长以及对犹太人成功的普遍“嫉妒和仇恨”。他写道，应该感谢犹太人帮助维护了对古希腊哲学的尊重，并产生了“最高尚的人(基督)、最纯洁的哲学家(巴鲁克·斯宾诺莎)、最强大的书和世界上最有效的道德准则。”

关于上帝之死与虚无主义

“上帝已死”这句话出现在尼采的几部作品中(尤其是《快乐的科学》)，成为他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在此基础上，许多评论家将尼采视为无神论者；其他人(如考夫曼)则认为，这种说法反映了一种对神性更微妙的理解。科学的发展和欧洲日益世俗化有效地“杀死”了亚伯拉罕神，一千多年来，他一直是西方意义和价值的基础。

上帝已死可能会超越纯粹的透视主义，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即相信没有任何事物具有内在的重要性，生活缺乏目的。尼采认为基督教道德教义为人们提供了内在价值、对上帝的信仰(使世界上的邪恶归正)和客观认识的基础。

在构建一个客观知识成为可能的世界时，基督教是对虚无主义(Nihilism)的原始形式，对无意义的绝望的一种解毒剂。正如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上帝作为一切实在的超感官基础和目标是死的；如果思想的超感官世界失去了它的义务，失去了它之上的活力和建立力量，那么人类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附的东西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指引自己的方向了。

其中一个对失去意义的反应就是尼采所谓的被动虚无主义，这是他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中认识到的。叔本华的教义，尼采也称其为西方佛教，主张将自己与意志和欲望分离，以减少痛苦。尼采将这种禁欲的态度描述为“对虚无的意志”。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被发现，所以生活从自己身上转向了。远离世界上所有的价值，这是虚无主义者的特征，尽管在这一点上，虚无主义者似乎是不一致的;这种“对虚无的意志”仍然是一种(被否认的)意愿形式。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现实世界不应该存在。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的存在(行为、痛苦、意愿、感觉)没有意义：这“徒劳”是虚无主义者的悲悯，这是虚无主义者一方的矛盾。(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的意志》)

尼采将虚无主义问题视为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他认为现代世界的这个问题在他心中已经“变得有意识”。此外，他还强调了虚无主义的危险和它所提供的可能性，正如他在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我赞扬(虚无主义)的到来，而不是指责。”我相信这是人类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是人类最深刻的自我反省的时刻。一个人能否从危机中恢复过来，能否成为这场危机的主人，这取决于他的力量!”

尼采认为，只有当虚无主义被克服时，一种文化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基础来蓬勃发展。他希望加快它的到来，只是为了他也能加快它的最终离开。海德格尔用形而上学的死亡来解释上帝的死亡。他的结论是，形而上学已经达到了它的潜能，形而上学的最终命运和衰败是由“上帝已死”这句话宣告的。

关于权力意志

尼采哲学观点中的一个基本元素是“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他坚持认为这为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基础，比那些基于适应或生存压力的竞争性解释更重要。

因此，根据尼采的观点，保护的动力似乎是人类或动物行为的主要动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因为生命的一般条件不是“为生存而斗争”。通常情况下，自我保护是生物向外界施加力量的意志的结果。

在阐述他的人类行为理论时，尼采也谈到并攻击了当时广泛接受的哲学概念，例如叔本华的无目的意志或功利主义的概念。功利主义者认为，使人感动的是对幸福的渴望，并在他们的生活中积累快乐。但尼采拒绝了这种幸福的概念，认为它局限于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具有这种特点，相反，他提出了幸福本身不是目的的观点。它是一个人克服行动障碍和实现意志的结果。

与他的权力意志理论相关的是他对于包括无机物质在内的物质世界的现实的推测，他并不认为这种推测是最终的。他认为，就像人类的情感和冲动一样，物质世界也是由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的动态所决定的。

他的理论的核心是反对原子论，即物质是由稳定的、不可分割的单位(原子)组成的。相反，他似乎接受了鲁杰尔·朱塞佩·博斯科维奇 (Roger Joseph Boscovich)的结论，该结论解释了物质的质量是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项对尼采的研究将他充分发展的权力意志概念定义为“产生相关力量数量差异的元素”，在这一关系中转化为每一种力量的特质揭示了权力意志作为力量综合的原则。

对于这些力量，尼采说，它们可能被视为意志的原始形式。同样地，他拒绝接受物体的运动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法则所支配的观点，而是假定运动是由物体和力之间的权力关系所支配。

其他学者不同意尼采认为物质世界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尼采彻底批判了形而上学，通过将权力意志纳入物质世界，他只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除了《超越善恶》中的“警句36”，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权力意志存在于物质世界的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在他的笔记中(他自己没有出版)，他写了关于形而上学的权力意志。他们还声称尼采指示他的房东在1888年离开锡尔斯玛利亚时烧掉了这些笔记。

根据这些学者的说法，“烧笔记”的故事支持了他们的论点，即尼采在他清醒的生命结束时拒绝了关于《权力意志》的计划。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Huang 2019)表明，尽管1888年尼采确实希望烧毁他的一些笔记，这并不能说明他关于《权力意志》的计划，不仅因为从火焰中拯救出来的11条“格言”最终被纳入了《权力意志》(这本书包含了1067条“格言”)，但也因为这些废弃的笔记主要集中在诸如道德批判之类的话题上，而只触及了一次“权力感”。

关于永恒的轮回

“永恒的轮回”(也被称为“永恒的循环”)是一个假设的概念，假设宇宙已经重复，并将继续重复，在无限的时间或无限的空间。

这是一个纯粹的物理概念，不涉及超自然的转世，而是在相同的身体里的生物的轮回。尼采第一次提出永恒的轮回的想法，在《快乐的科学》第341节的一个寓言中，也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视觉与谜题”一章中，以及其他地方。

尼采认为它潜在的“可怕性和瘫痪性”，并可以想象负重之沉重。对一切事物“永恒的轮回”的愿望将标志着对生命的终极肯定，这是对叔本华否定生命意志的赞美的回应。要理解永恒的轮回，不仅要与它和平共处，而且要拥抱它，就需要“热爱命运”。

正如海德格尔在他的关于尼采的演讲中指出的，尼采第一次提到“永恒的轮回”，是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事实陈述。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这是由永恒的轮回的问题所强加的负担，它是否可能是真实的，这在现代思想中非常重要：尼采“永恒的轮回”的第一次交流的方式清楚地表明，这个“思想的思想”，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思想”。

每一次事件的重复都是希望获得一些知识或意识，使个人更好，“因此，总有一天，一个男人会重生，就像我一样，一个女人会重生，就像玛丽一样，只是希望这个人的脑袋里能少一些愚蠢....”。

亚历山大·内哈玛斯在《尼采》中写道：作为文学的生活有三种方式来看待“永恒的轮回”：

1、我的生命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现这表达了一种完全宿命论的观点。

2、我的生活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现第二种观点有条件地断言宇宙论，但未能抓住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所指的。

3、如果我的生命重现，那么它也只能以同样的方式重现内哈玛斯表明，这种解释完全独立于物理学而存在，并不以宇宙学的真理为前提。

内哈玛斯得出结论，如果个人通过他们的行动构成他们自己，他们只能通过生活在过去行为的重复中来维持他们自己当前的状态，尼采的思想是对救赎历史的否定。

超人说 (Übermensch)

理解尼采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超人说 (Übermensch/Overman)。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名言》中写虚无主义，尼采引入了创造价值的超人说，不是作为一个项目，而是作为一个反项目。

劳伦斯•兰伯特(Laurence Lampert)认为，“上帝之死必定伴随着漫长的虔诚和虚无主义的黄昏。查拉图斯特拉的超人之礼给了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超人是解决方案的问题。查拉图斯特拉将超人作为新价值的创造者，去上帝之死和虚无主义带来的问题。超人不遵循平凡人的道德，因为它崇尚平庸，而超越了善恶的概念，超越了“群氓”。以这种方式，查拉图斯特拉宣称他的最终目标是通往超人国度的旅程。他想要一种自我意识的精神进化，克服传统的道德和正义观念，这些观念源于迷信，仍然根深蒂固，或与上帝和基督教观念有关。

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序言):

我教你超人。人是需要被克服的。你做了什么来战胜他？…迄今为止，所有的生命都创造了超越自身的东西；而你愿意成为这大洪水的退潮者，甚至回到野兽之中而不是战胜人类吗？类人猿对人类是什么？笑柄或痛苦的尴尬。而人将成为超人：一个笑柄或痛苦的尴尬。你已经从虫变成了人，但你的内心仍然是虫。你曾经是猿，甚至现在也是，人比猿更像猿……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让你说：超人将是大地的意义…人是一根绳子，系在兽与人之间，系在深渊之上的绳子……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终点。

查拉图斯特拉将超人与平等主义现代性的最后一个人(最明显的例子是民主)进行了对比，这是人类可能为自己设定的另一个目标。最后一种人是可能的，只有人类培养了一个冷漠的生物，他没有伟大的激情或承诺，他不能梦想，他只是谋生和取暖。这个概念只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并且被提出作为一个条件，使创造超人成为不可能。

有些人认为永恒的回归与超人有关，因为如果超人想要创造不受地心引力或禁欲主义精神污染的新价值，意愿永恒的回归是必要的一步。价值观涉及对事物的等级排序，因此与认可和不认可是分不开的，然而正是不满促使人们在超脱世界中寻求庇护，拥抱超脱世界的价值观。

看来，超人，在完全献身于任何价值观时，必然无法创造出与禁欲主义不同的价值观。愿意永恒的循环呈现为接受低的存在，同时仍然承认它是低的，从而克服地心引力或禁欲的精神。一个人必须有超人的力量来永恒的轮回。只有超人才有力量完全接受他过去的生活，包括他的失败和错误，并真正地将它们永远地轮回。例如，这一行为几乎杀死了查拉图斯特拉，大多数人无法避免另一个世界，因为他们真的生病了，而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任何选择。

纳粹试图将这一概念纳入他们的意识形态。在尼采死后，他妹妹伊丽莎白成为策展人和她哥哥的手稿的编辑。她修改了尼采未发表的作品，以适应她自己的德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经常与尼采明确反对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相矛盾或混淆。通过她出版的版本，尼采的作品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联系起来。20世纪的学者们对他的著作的这种解释提出了质疑，他著作的修订本很快就出现了。

虽然尼采被误解为纳粹主义是出了名的，但他批评了反犹主义、泛德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因此，他在1886年与他的编辑决裂，因为他反对他的编辑的反犹太立场，以及他与理查德·瓦格纳的决裂，表现在瓦格纳与尼采的对立中，他在1888年写的这两本书都与瓦格纳对泛德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以及他对基督教的拥护。

在1887年3月29日写给特奥多尔·弗里奇 (Theodor Fritsch)的信中，尼采嘲笑了反犹分子，弗里奇、欧根·卡尔·杜林 (Eugen Dühring), 瓦格纳(Wagner)，埃布拉德(Ebrard)，瓦尔蒙德(Wahrmund)，以及泛日耳曼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保罗·德·拉加德 (Paul de Lagarde)，他与瓦格纳和休斯顿·张伯伦一起成为纳粹主义的主要官方影响者。这封1887年写给弗里奇的信的结尾是:“最后，当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被反犹分子用嘴说出来时，你认为我有什么感觉?”

关于大众文化批判

尼采对现代社会和文化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新闻界和大众文化导致了一致性，带来了平庸，而知识进步的缺乏导致了人类物种的衰落。在他看来，有些人能够通过意志力的运用而成为优越的个体。通过超越大众文化，这些人将创造出更高、更聪明、更健康的人类。

三、影响

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尼采对希腊哲学有着透彻的了解。他读过康德、柏拉图、密尔、叔本华和斯皮尔，这些人都是他哲学的主要对手，后来通过库诺·菲舍尔的作品，尤其是巴鲁克·斯宾诺莎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他将其视为自己的“先驱”，但在其他方面，他将其视为“禁欲理想”的化身。然而，尼采认为康德是一个“道德狂热者”，柏拉图是“无聊的”，密尔是一个“傻瓜”，而斯宾诺莎，他问道:“这个病隐士的伪装背叛了多少个人的胆怯和脆弱?”他同样对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表示蔑视。

尼采的哲学虽然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但也得益于许多前人。在巴塞尔的时候，尼采就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做了好几年的演讲，而这一系列演讲的文本被认为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失去的一环”。在这本书中，诸如权力意志，永恒的轮回，超人，同性恋科学，自我克服等等的概念接受了粗糙的，未命名的表述，并与特定的前柏拉图主义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赫拉克利特，他被认为是前柏拉图主义的尼采。

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因拒绝将存在视为宇宙永恒不变的原则而闻名，并接受“变化”和不断的变化。他将世界象征为“儿童游戏”，以非道德的自发性和缺乏明确规则为标志，得到尼采的赞赏。由于他对赫拉克利特的同情，尼采也是巴门尼德的大声批评者，与赫拉克利特相反，巴门尼德视世界为单一不变的存在。

桑塔亚那在《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主义》一书中认为，尼采的整个哲学是对叔本华的反作用。桑塔亚那写道，尼采的作品是“叔本华作品的修正”。生存的意志将成为支配的意志；建立在反思上的悲观主义会变成建立在勇气上的乐观主义；沉思中意志的悬念将屈服于对智力和品味的更生物学的解释；最后，在同情和禁欲主义(叔本华的两大道德原则)的位置上，尼采将设定出不惜一切代价坚持意志的责任，并且残忍而美丽地坚强。这些与叔本华的不同之处涵盖了尼采的整个哲学。

尼采表达了对17世纪法国道德家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尚·德·拉布鲁耶 (Jean de La Bruyère)和沃维纳格 (Vauvenargues)，以及司汤达的钦佩。布尔热的有机主义影响了尼采，就像鲁道夫·魏尔肖和埃斯皮纳斯的影响一样。

1867年尼采在一封信中写道，他试图在莱辛，利希滕贝格和叔本华的帮助下改进他的德国写作风格。很可能是利希滕贝格(连同保罗Rée)，他的警句写作风格促成了尼采自己对警句的使用。

尼采很早就通过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兰格了解了达尔文主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散文对尼采影响深远，尼采“始终热爱爱默生”，他写道“我从来没有在一本书中感到如此自在”，并称他为“本世纪迄今为止思想最丰富的作者”。

希波吕特·泰因影响了尼采对卢梭和拿破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他还阅读了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一些遗作，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My Religion)，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耶稣的一生》(Life of Jesus)，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恶魔》(Demons)。

尼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唯一可以学习的心理学家”虽然尼采从未提及马克斯·斯特纳，但他们思想的相似之处，促使少数诠者认为两者之间有关系。

1861年，尼采写了一篇关于他“最喜爱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的热情文章，但在当时几乎被遗忘了。他还对斯蒂福特的《印第安之夏》、拜伦的《曼弗雷德》和吐温的《汤姆·索亚》表示了深深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