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都不行了

世界没有不落幕的盛世，这是自然规律。在中国古代，人地矛盾往往是盛世结束的根本原因。如“文景之治”时期，由于推行无为而治，导致土地兼并严重，使得大量的农民沦为依附民，甚至沦为奴隶。唐朝开元年间，均田制瓦解，农民逃亡，“天下户口，几亡其半”“黎氓失业，户口凋零”。清朝同样无法摆脱这个规律。到乾隆末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盛极而衰。而白莲教起义通常被认为是康乾盛世结束的标志。

一，康乾盛世的结束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清朝正式进入了盛世阶段。到乾隆后期，康乾盛世已经持续了100多年，这在中国古代还是第一次出现。然而，从乾隆后期开始，社会矛盾就开始凸显了起来。

康熙年间，人口达到了1.5亿，乾隆后期到达了3亿。人口的增长，使得人均土地面积迅速减少。清朝的耕地面积为古代之最，土地单产量也是古代第一，但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人口的增长稀释了。加上土地兼并逐渐兴起，小农占据的土地资源也就越来越少了。地主官僚将土地租给失地农民，农民也就要承担比赋税更高的田租了。

中国古代人口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乾隆帝在吏治上也有所松弛，失去了早期励精图治的朝气。他六次南下江南，花费了2000多万两白银。上行下效，地方官僚的贪污腐败现象也加重了，当时出现了最著名的贪官，也就是和珅。而八旗、绿营军队也开始腐化起来，他们许多养尊处优，贪图享乐，导致武备松弛，战斗力下滑。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的矛盾也就加剧了，清朝内部开始零星地出现一些起义，如山东王伦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甘肃回民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但是这些起义都局限于小地方，并未对全国局势造成多大的响应。真正能够对清朝统治造成一定威胁的，要属白莲教起义，这是康乾盛世结束的标志。

白莲教是一种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融合而产生的民间宗教，在元末正式称“白莲教”，主要以崇佛为主，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平均的世界，这是中国古代农民的基本愿望。在清朝之前，白莲教就领导了多次农民起义，如元末韩山童起义、明永乐年间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徐鸿儒起义。

1774年，山东爆发了旱灾，白莲教迅速在此传播，出现了王伦起义，起义军发展到了2000人，一度攻陷了临清城。由于起义军组织涣散、武器落后，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了，并未掀起什么风浪。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首领刘松起义，也遭到了失败。

随后，刘松的弟子刘之协、宋之清转移到了川、楚、陕等地继续传教。三省交界一带，主要是秦岭、大巴山和巫山，这里重峦叠嶂，森林密布，地势险要。从明末以来，大量的农民流亡到此开垦。1772年到1773年，就有几十万人来到此地。他们除了租佃土地外就是当长工、短工，生活非常艰难。白莲教在此地有传播的社会基础。

当时白莲教内流传“弥勒佛转世，现已生在河南无影山张家，要保辅牛八起事”的谶言，这里的无影山张家暗指襄阳一带，“保辅牛八”暗指恢复朱明王朝。当然，他们并非真的要反清复明，而是打着这个旗号罢了。

二，王聪儿打起游击战，清军四面围剿1794年，刘松、宋之清、齐林等白莲教首领被捕获，清朝四处搜捕，扩大了打击面，搞得民怨沸腾。同年冬天，刘之协、姚之富、张汉朝等在襄阳聚会，决定在1796年发动起义，口号就是“官逼民反”。

1796年正月初七，白莲教起义正式爆发，很快就蔓延到湖北、四川和陕西三省。清朝立即以永保总统军务，下令三省官员围剿。义军则组织混乱，各自为战，被清军各个击破，最终湖北的义军只有王聪儿、姚之富带领的一支继续战斗。

王聪儿

王聪儿是襄阳人，是齐林的妻子，是难得的女将之才。她担任义军统帅，又貌美如花，德行高尚，武艺高强，颇具魅力。她带领义军久攻襄阳不破，于是南下攻克钟祥。

永保调两路清军夹击，包围了义军。王聪儿先佯攻清军粮仓，转移清军注意力，然后翻山越岭突围。清军立即追击，结果中计，陷入了埋伏圈，遭到惨败。此战后，嘉庆帝将永保逮入京师治罪，以惠龄总管军务。

姚之富、王聪儿认为清军人多势众，选择了打游击战，实行“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战术。第二年，王聪儿带领部队向河南转移，让清军疲于奔命。她还亲自组建了一支英姿飒爽的女军。随后，王聪儿又转移到陕西镇安，接着又趁清军不注意南渡汉江，挺进四川。

惠龄没有追上义军，嘉庆帝大怒，将他革职，让陕甘总督宜绵统帅大军。义军进入四川后，在东乡和徐天德、王三槐部会师。徐天德、王三槐是四川的义军首领，他们在悬崖峭壁上建设山寨，结果成为了清军的活靶子，损失惨重。义军会师后，四川义军的力量得到了壮大。

他们根据川北复杂的地势特征，“分屯山冈，延亘三十余里”，将义军分为黄、蓝、青、白等号，分别守卫要害。但是义军并未统一指挥，内部甚至还出现了相互防范、猜忌的现象。

王聪儿在四川难以立足，决定重返湖北。由于清军的重重拦截，义军未能到达襄阳，而是从大巴山一带转移到了陕西，并且击败了清军明亮部。嘉庆帝得知，又将宜绵革职，改由湖广总督勒保总统军务。

十月，王聪儿决定强渡汉江。她兵分四路，声东击西，先自己带领部队向汉东挺进，引诱清军。而高均德部则趁机从汉中西部渡过汉江，并袭西安。清军担心西安陷落，就去追击高均德部，于是王聪儿就带领义军渡过了汉江。

不过义军在汉中却遭到了清军的团团包围。为了减轻压力，李全、王廷诏带领部分义军袭击西安，最终因为孤军深入而失败。义军在汉中被清军击溃，也只能退守到湖北三岔河。清军又将三岔河包围，义军激战到最后，弹药用尽。最终，王聪儿、姚之富二人跳崖自杀，而余部也陆续遭到失败，被迫转移到川东北。自此，湖北的战争最终结束。

三，嘉庆惩办和珅，义军走到了尽头湖北和陕西的战斗结束后，清军就开始镇压四川的义军起义。四川义军虽多，但是名目繁多，互不统一，适合各个击破。嘉庆三年，徐天德和王三槐会师，阻断了达州、开县等地的交通要道，嘉庆帝于是让勒保任四川总督。勒保看出了王三槐是一个立场不坚定之人，于是引诱他谈判。结果王三槐中计，遭到了捕杀。

王三槐被杀后，冷天禄领导东乡白号军据守安乐坪寨，继续和清军对峙。由于清军的封锁包围，安乐坪寨食物耗尽。冷天禄诈称请降，又在晚上突围，结果遭到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随后，清军主要围剿川北大山中的罗其清、冉文俦两支义军，经过几次艰苦的战斗，义军损失了超过6000人，退守大鹏山，同样被清军攻破。

不久，高均德、龙绍周等带领的湖北义军和徐天德、樊人杰、王登廷等部汇合，开始向陕西推进。清军只能放弃罗其清，转而围剿高、徐部，经过四天的战斗，高、徐部损失了5000人，被迫退守箕山。

义军在清军的围剿下，几乎已经走投无路。但是他们不断在大巴山中与清军周旋，打游击战，让清军无法彻底将之消灭。1799年正月，乾隆帝去世，嘉庆掌握实权。嘉庆帝认为之前的平叛不够给力，于是决定大规模改变。

乾隆时期，平定白莲教起义的任务基本由和珅主持，各将领“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虚报功绩，坐冒空粮”。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和珅拿下，并处理了永保、惠龄、景安，宜绵、秦承恩，英善等一大批围剿不力的将领。随后以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调动川、陕、楚、豫、甘五省的兵力。嘉庆帝还亲自写下《邪教说》，强调允许传教，但是“聚众犯法者必严加惩办。”

三省交界处的地形

清朝的政策也得到地方官僚、地主、乡绅的响应。他们纷纷组织乡勇、团练，帮助镇压义军，保障地方治安，仅仅在1797年四川的乡勇就达到了30万人。为了断绝义军的粮食“供应”，勒保采纳兰州知府龚景瀚的策略：大规模修建堡寨，让百姓自相保聚，甚至推行坚壁清野，如此义军就无法抢掠粮食，也无法扩充兵力。

然而，嘉庆帝却认为勒保安坐达州，空耗粮饷，就将之革职拿问，改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就立即带领清军主动出击，结果清军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就陷入了三次包围，其中一次在全军覆没。三月，清军在江油马蹄冈被冉天元部的义军猛击，又差点全军覆没。嘉庆帝不信邪，让清军猛攻马蹄冈，又差点全军覆没，还好杨遇春的援军赶到才转败为胜，冉天元被俘杀。

嘉庆帝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就让勒保担任四川总督。同时，经过马蹄冈一战，义军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只有少量的义军在山林中打游击。1802年苟文明重整义军，结果遭到清军围剿，导致义军基本被消灭。当年十月，嘉庆帝宣布白莲教起义被平定，不过其余部的小规模斗争一直持续到1804年。

清朝中期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10年之久，是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之前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清朝为了平定白莲教起义，先后投入了10多万兵力，花费了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导致清朝国库亏空，标志着清朝由盛转衰。在平定起义之中，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衰退，清朝开始重用地方团练，这是后来湘军、淮军等兴起的前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