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红旗谱》：一部红色经典的诞生

文/朱安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几亿中国农民从千年沉睡中苏醒，以疾风暴雨般威力横扫腐朽没落的封建殿堂。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天津电影制片厂1960年联合摄制完成的彩色故事片《红旗谱》，气势磅礴而又细腻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急剧转折之际，北方农村在共产党领导下如火如荼兴起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成功勾勒了广大农民从自发反抗到有组织奋斗的曲折进程，以宏大的历史图景、丰满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民族风格，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颇具特色的作品。

“取精用弘”改编

影片《红旗谱》系根据当代著名作家梁斌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作者自述原著源自一个老人牺牲了三个儿子的真实事迹，在构思过程中加上了另一个家族，又融入了自己曾直接参与的1931年春节前夕发生在河北蠡县的民众“反割头税”斗争和1932年7月的保定“二师学潮”，经过长期酝酿与充分准备，历时五载写成，通过冀中平原锁井镇两家农民三代人与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对我国农民的革命道路和历史命运作了极具形象化的艺术概括。从老一代朱老巩、严老祥“赤膊上阵”，到第二代严志和、朱老忠又以“对簿公堂”“一文一武”，不断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均遭失败与挫折，直至第三代运涛、江涛等接受了共产党领导，才取得斗争初步胜利。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小说于1957年底出版后广受好评，认为“在描写的内容、规模和气派上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

最先拟将小说《红旗谱》搬上银幕的，是在“大跃进”热潮中诞生的天津电影制片厂，1958年6月筹建伊始，就将极具本土特色的《红旗谱》作为“开锣大戏”，邀约首任河北省文联主任、时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编辑处长兼编剧的胡苏改编剧本，导演则特聘亦曾与河北交集密切、以《中华女儿》《母亲》《深山里的菊花》等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享誉影坛的凌子风担纲。凌子风不仅欣然应允，而且主动向文化部申请调往天津厂。

就在此时，按照中央书记处的要求，文化部开始部署国庆10周年献礼片的创作生产。北影获悉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对小说《红旗谱》给予很高评价，文化部暨电影局领导夏衍、陈荒煤，以及由文化部副部长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陈克寒等，亦主张将它改编成电影，列入献礼片计划。鉴于天津电影制片厂建厂伊始，条件还不具备，陈荒煤经与夏衍商量，提出以北影为主，与天津厂联合摄制。北影厂长汪洋即偕分管艺术生产的副厂长田方亲赴天津厂主动联系，达成联合摄制《红旗谱》协议，并动员凌子风返回北影，明确提出请凌子风参与组建队伍并出任负责人之一，号称“拼命三郎”的凌子风顿感将大有用武之处，满怀激情回归北影。后来北影正式成立四大创作集体，分别由水华、崔嵬、凌子风、成荫领衔出任总导演，号称“四大帅”。

◆剧照：朱老忠在家宣传革命一幕。

《红旗谱》的改编本成了第一个提交北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本。厂里特意在自办的《电影创作》创刊号上刊发，了解反映征求意见，并专门组织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胡苏把一部《红旗谱》改编成上、中、下三集电影的计划过大，还是集中改编成一部影片让故事集中一些，并对如何在胡苏的第一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提出具体意见，要求将落脚(结束)点定在反“割头税”的胜利上，全戏的主线要明确，几个主角戏要清楚，每个人身上要把闪光点拍出来。

凌子风受命修改剧本，又反复研读《红旗谱》小说，前后看了七遍，已到极为熟悉程度。为把剧本改好，他特地找了同在北影任编剧的海默，两人结识于抗战时冀中军区火线剧社，解放后作为电影编导合作过《母亲》《深山里的菊花》，一起研究修改提纲后，由海默执笔，四天四夜没睡觉，一气呵成赶出修改本。当年一起从事抗战戏剧活动的战友、时在中央戏剧学院执教的吴坚，亦曾参与其间，故剧本编剧署名为胡苏、凌子风、海默、吴坚四人，后来影片上映时正值海默因《洞箫横吹》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错误批判而被略去。凌子风分镜头时也是四天四夜未合眼，在副导演陈方千等协助下，又对剧本作了修改加工后得以完成。

在剧本创作修改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胡苏在改编之初提出的“取精用弘”的原则，即撷取原著中之精华部分，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去丰富原作，舒展发挥，精心构思，深化主题。原小说长达33万字，篇幅巨大、人物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改编者们按照电影样式要求，撷取以朱、严两家为主要代表的农民群众与恶霸地主代表人物冯兰池之间的矛盾这一主线，将朱老忠的性格发展作为艺术形象的核心，以其从自发反抗走向自觉革命的成长过程贯穿全片，形成戏剧情节和发展纽带，集中再现大革命前后北方农村高涨的革命斗争状况，彰显小说所揭示的农民命运、前途及其斗争历史经验的主题。为此，全剧从“朱老巩护钟舍命”开始，到“反割头税斗争胜利”结束，果断舍弃了反映保定二师学潮的部分，因其已转向城市革命知识分子斗争方面，且涉及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问题。对于原著中保留下来的精华，亦下了一番改造的功夫，或集中渲染、或必要生发，甚至增添了新的情节和场面。如小说“楔子”的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剧中重新组织为自成起讫的护钟段落，有意识地将年仅十几岁的虎子（朱老忠）置于这场可歌可泣斗争的漩涡之中，为其后来继承父辈斗争精神、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伏线。虎子在老巩英勇殉身后出走关东，也由原著过了一些日子，改为冯兰池欲斩草除根被逼立刻成行，既出于使戏更为集中需要，也更能揭露地主狠毒的阶级本性，还给观众留下能否报仇雪恨悬念。

“相跪盟誓”集聚

在全力打造剧本的同时，拍摄筹备工作紧张展开。作为导演的凌子风深知好的电影要靠好的演员来演，该片涉及重要革命历史题材，地域及乡土特色又很显著，剧中人物众多，对表演要求亦高，因而演员的挑选与安排成为重中之重，为之用了不少心力。

◆剧照

为确定朱老巩、朱老忠父子的饰演者，就颇费一番周折。为使人物形象具有延续性，凌子风决定由同一演员担当，即一人兼饰两角，但以朱老忠为主物色演员，因朱老巩在片中是作为“引子”出现的，戏的主体在朱老忠身上，其形象承载多重意义，政治上是一个从自发反抗进展为自觉革命的先进农民，伦理上是一个忠于长辈、决心为父报仇的好儿子，一个教子有方的好父亲，一个关心邻里、为人拥戴的好乡亲，外型与心理层面则又有不同凡响之处，身材魁伟、武艺不凡，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感召力，不仅敢持刀同恶霸地主冯兰池对抗，而且能在“敌强我弱”局面下，“把坏事变好事”，将被抓丁当兵的儿子送到反动军队里“学本事”，在其身上既有《水浒传》《杨家将》等传统文艺作品中英雄豪杰的文化基因，又有从地下共产党员贾湘农那里学来的“革命人”的新思想、新策略，这样一个“多侧面，立体化”人物塑造得如何，是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尽管有许多人自荐要求出演，但凌子风自有意中之人，就是已主演了《宋景诗》《海魂》《老兵新传》的崔嵬，其所饰演的宋景诗、窦二鹏、战长河等形象从古到今，有历史上起义领袖，也有新生活建设者，崔嵬演来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虽都富有粗犷豪迈、奔放热情的性格，但每个都有新的创造，同中有异、各具特色。此外，崔嵬在战争年代曾长期战斗在滹沱河两岸，符合凌子风挑选该片演员所看重的有无河北农村生活经历的要求。综合比照下来，担纲朱老巩、朱老忠这对跨越新旧两个时代农民英雄典型形象，崔嵬无疑是最佳人选。

◆摄影吴印咸在“朱老巩护钟”拍摄现场。

崔嵬本人读了《红旗谱》原著及剧本，也为其艺术魅力而激动、兴奋，尤其折服于朱老巩、朱老忠的急公好义、舍己为人、不畏强暴、宁折不屈的民族英雄性格，激起不能自已的创作欲望，当仁不让地领受扮演其父子两代角色的重任，慨然表示愿意加盟老战友剧组。然而，此时崔嵬已开始导演艺术生涯，正领衔北影第二创作集体，赶拍正式列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青春之歌》。凌子风为崔嵬能接《红旗谱》的戏而欣喜，但想到其同时又要当导演，又要给自己演戏，两方面负担都很重，确实非同易事，但是又找不到别人替代，非其出演不可，只有与其作最后“敲定”。于是，凌子风特意在厂里办公楼前找到崔嵬，问其出演之事“怎么样”。崔嵬依然态度坚定地表示“很愿意”。凌子风随即说道：“你不能改悔，我也不换人了，就是你了。我安排的时间可以在你拍《青春之歌》之间，我们两个搭配，今天你拍我的，明天你导你的。后天再拍我的，把时间安排好。”话音刚落，崔嵬“啪”地当街跪下，凌子风也赶紧给他跪下，像桃园结义一样，相互作揖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个片子演好！”“好！”两位“大帅”面跪盟誓之举，很快在北影传为佳话。

1959年9月，《红旗谱》正式开机。崔嵬果然信守承诺未负厚望，穿插拍摄，导、演两不误。在整个拍摄中，崔嵬始终保持充沛的激情，加之十分熟悉影片所描写的历史环境、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充分发挥和运用深厚艺术造诣与精湛表演技艺，以及得天独厚的主观气质与外在形象，浑然天成地以一己之身塑造出朱老巩、朱老忠父子两代的艺术形象，将人物的侠肝义胆与凛然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糅合了旧时代传统农民的美好质素，又熔铸着新时代英雄的战斗精神。由于崔嵬在《红旗谱》影片中成功而出色的艺术创造，受到国内外观众的交口称道，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荣获最佳男演员奖。著名作家老舍赠送了题为“贞如翠竹明于雪，静似苍松矫若龙”的条幅，对其表演特色及银幕形象予以恰切概括和高度赞誉。

饰演严老祥、严志和父子的，是来自河北省话剧团的蔡松龄。该团于1958年率先改编演出话剧《红旗谱》取得很大成功，就是由其担任导演并兼饰严志和、老驴头。崔嵬为主演《红旗谱》曾赴该团“取经”，并向凌子风推荐蔡松龄和编剧之一并兼饰朱老明的村里参与影片拍摄。蔡松龄对自己所饰严志和角色潜心钻研，重读小说及相关资料，从“如果朱老忠是一匹闯荡江湖、久经阅历的骏马，那么严志和就是一头土生土长、从未离开过家乡沃土的耕牛”的评价中受到启悟，翻阅深入生活时的大量手记，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牢牢把握角色的忍气吞声、懦弱怕事和“碌碡压不出个屁来”的基本特征，以真挚、纯朴的表演，将这一勤劳、忠厚、善良而有点软弱的农民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导演凌子风(左二)给演员说戏，左一为摄影吴印咸。

与之对立的恶霸地主冯兰池，则是一人从青年演到老年，难度甚大，饰演者是当时29岁的葛存壮，其从艺以来一直做群众演员，银幕上没有多少镜头，但他从不挑拣计较，而是兢兢业业把戏演好，给曾在《中华女儿》《深山里的菊花》中两度合作的凌子风留有深刻印象，因而“慧眼识才”认为具有表演潜力，大胆起用委以扮演反面主角冯兰池的重任。导演的信任令葛存壮大受激励，决心“下死功夫把冯兰池演好”，专门买了两本《红旗谱》原著，一本用来反复阅读，凡是写到冯兰池的地方，都揣摩其言谈举止，细致分析心理动态，同时将另一本的有关段落剪下来，贴在分镜头剧本的相应之处，进行联想思考，抓住书中“生姜还是老的辣”这句描写中的“辣”字，作为人物表演的基调，对每一次出场都精心设计，以猥琐的姿态和阴冷的眼神，渗透出内心阴险、卑鄙和残暴、毒辣，因出色传神而成为银幕上不可多得的反面形象，其表演技艺及名声亦得以大幅提升。

珠联璧合摄制

进入正式摄制，以拍摄革命历史题材见长的凌子风大显身手，以业已成熟的奔放明快的创作风格，充分发挥电影艺术丰富表现力，在主题体现、情节处理、人物刻画、环境营造、氛围渲染等方面，既有浓墨重彩挥洒，又有精工细笔雕琢，粗犷不乏秀雅、浑厚兼具清新，赋予影片以壮美气势和鲜明色彩。

影片开篇朱老巩舍身护钟，镜头不多却将观众带入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虽是以失败告终的自发反抗，却通过不同角度变化和场面调度，着力突出朱老巩宁折不弯的英武姿态，与冯兰池外强中干的丑恶面目形成强烈对比。25年后成年的朱老忠带领全家关东归来，没有作为一般过场戏简单对待，而是调动多种手段予以强化处理，在一组展现旧时保定车站站前风貌长摇镜头中，专门穿插鼓书艺人说唱“朱老巩大闹柳树林”，使重返故土与往昔抗争互为呼应，随之又以简练、有力的镜头运动，表现朱老忠怒破冯家门前下车“老规矩”，横眉怒视冯兰池及管家，挥鞭赶走前来挡驾的刘二卯，策马直驱飞车而去，俯仰对比巍然屹立与惊愕倒退之间，伴随响遏行云的鞭声与唢呐昂扬高奏的弦律，使人为之扬眉吐气，深感斗争将开新篇。全剧最后朱老忠在贾湘农教导下，胜利领导群众开展“反割头税”斗争，完成了个人恩怨向阶级反抗的转变，人如潮涌、气势雄壮的群众奋起场面，就是最为有力的印证与最为突出的烘托。在再现波澜壮阔斗争情景的同时，也有如诗如画田园风光的勾画，如严志和与江涛父子在暴动前床头夜谈，墙上映出江涛娘纺车影子，配以吱吱纺车声，透出悠远的意境；再如春兰与运涛瓜棚夜话、春兰送运涛去黄埔军校离别之夜，月光、河水、小舟、野花或铺陈或点缀，创造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剧照：朱老巩挺身护钟。

导演意图实现很大程度有赖摄影，为《红旗谱》掌机的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他早年即以《风云儿女》《马路天使》等佳作鹊起于左翼影坛，虽然当年吴印咸已年过六旬，北影及天津厂为他配备了两名助手，但他仍事必躬亲，从影片特定严峻革命历史题材内容出发，精心确定与之相吻合的摄影基调：浑厚有力，朴素扎实，切忌轻浮、鲜艳、单薄，并且要有乡土气息，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剧情结构，分析冲突矛盾，找出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确定重场戏和过场戏，针对人物、场景乃至季节、时间等，考虑不同处理方案，并对如何运用构图、光线、色彩等加以表现作出构思设计，以营造所需艺术气氛，加强影片的感染力。他把自己的造型设想汇合到导演的统一意图之中，并且在拍摄中进行有效实施，每个镜头都精益求精，达到理想的摄影造型效果。最后完成的影片，不仅体现了其一贯的摄影风格，构图简洁，造型完美，镜头处理自然，人物性格突出，而且在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上也有新的创造与发展，以多样化的运动摄影手段承载影片叙事和情绪的起伏跌宕，在灵活多变的拍摄角度与明快流畅的空间节奏中，透射温厚的诗情与淳朴的地域民风，显示出浑厚大器的风范，得以荣获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摄影奖。

参与该片摄制的还有外请的著名音乐家瞿希贤，其时她已应邀担任影片《青春之歌》的作曲，《红旗谱》的时代背景及地域与之相同，但存在城市与农村区别，她抓住这一不同特征作出差异化处理，采取流行于河北地区尤为农村群众喜爱的河北梆子作为基调音乐，配器上同样选用北方特色显著的唢呐、高胡等乐器，两者结合将高亢、激越、慷慨、悲忍的特点发挥极致，对渲染环境气氛、刻画人物形象，起到很好配合效果。影片经过多次修剪后，于1961年6月底在全国正式公映，以庆祝建党40周年，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受到各方面好评。“文革”中影片曾与原著一起惨遭批判，被扣上“歪曲历史事实”“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等罪名，戴上“黑旗谱”帽子，“文革”后恢复名誉重获新生，选入“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在全国各地影院重新上映，被誉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影片”。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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