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北京猿人头骨发现者裴文中

回忆父亲裴文中

裴申

本篇来源自裴文中之子裴申的回忆文章，谨以此文纪念并缅怀丰南人民的光荣与骄傲——裴文中先生。

青少年时期

裴文中先生在研究化石

父亲于1904年1月19日（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二月初三）出生在河北丰南小集西纪各庄。我的祖父裴廷楹是清末秀才，一直在农村教书，家境贫寒。父亲的童年和少年就生活在那里，目睹乡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仅培养了他淳朴的乡情，也培养了他简朴的生活习惯。

1916年父亲毕业于开平第二高等小学校，因家境清贫，无力上普通中学，就考入供给食宿的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师范就读期间，适值“五四”学生运动，父亲热心投身爱国运动。并作为班代表参加学生自治会的工作，积极声援北平学生的斗争。1921年父亲从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这年暑假，在同村学友的鼓动下，父亲来到北京投考北京大学，不巧，北京大学第1次招生已过。待至第2次招生，前往应试，被录取，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学习，两年后，转入本科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后来父亲说过，当时考地质系，主要是想以后可以回唐山煤矿上做事。

家里根本无力供养父亲上大学。当时虽然有同乡同学谭廷英的帮助，但是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业，只能半工半读。在此期间，父亲一边上课，一边找各种各样的工作，如曾在东华门附近的孔德学校（现在的北京27中)兼课，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程什么都教，就连音乐课也教过；晚上到报社当校对；有时也给报纸写稿，得一点稿费。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一带交战，父亲和几位同乡得不到家乡的消息，奔走问讯，心情十分焦急，父亲把这种感受写成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篇小说后来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先生把《戎马声中》称为是“乡土文学”的一种。在此期间父亲还写过一篇《走过w学校的门口》，表达了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决心，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第2卷)》中。当时父亲的生活十分艰苦，没钱的时候经常要去当铺，父亲说那时他们把《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谐音改成“君子常当当”。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7个年头，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得到良好的科研方法的训练，他不仅攻读地质系的必修课，而且还经常去听著名文科教师钱玄同和鲁迅的课。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他几乎堂堂去听，这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人的意志，促使人奋发图强。父亲后来的一切，与北京大学期间的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1927年父亲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但那时毕业即失业。为了维持生活，必须马上找到工作。父亲到处写信，却寻职无门。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后来，我有兴趣的事业都走不通，不得已又回归地质本行。”百般无奈，硬着头皮给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写了信，翁先生回了信，惠允父亲到地质调查所从事山东寒武纪三叶虫研究，但并不是正式的工作。后来父亲在1934年写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讲，“研究的结果，不用旁人看，自己也觉着莫名其妙”，但还是得到了30元奖金。度过了严寒的冬天，翁先生鼓励他找材料再做。

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1928年春，父亲只得再求翁先生帮忙，由于地质调查所经费紧张，无法安排在所内工作。此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要继续进行，负责发掘工作的杨钟健先生因病不能去现场。

于是翁先生让父亲顶替一名刚辞职的工人的位置去周口店工作，担任杨先生的助手，管理杂务事，并可利用这个机会向杨钟健先生和瑞典人B.Bohlin 先生学习古生物学中有关脊椎动物方面的知识。从此，父亲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父亲是1928年4月到周口店的，一开始连“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分不清什么是猪牙和鹿牙，自认为是“不如”工人的人。在管理好有关发掘事务之余，不安心于“清闲”，商准杨钟健和B.Bohlin两先生参加发掘：在工作中，他认真学习，随时能够得到两位先生的帮助和指导，同时还向工人请教，较快地掌握了辨别化石的技能，多次从化石堆中捡出中国猿人化石。与此同时，为在理论上提高自己，向工作更高层次前进，在英文水平“凑合事”的情况下，硬是在工作之余将英文版的基尔特专著《古生物学》第3册(专讲哺乳动物化石)晨昏苦读，一年读完。并在P.Teilhard de Chardin等的辅导下，结合实际看标本，消化吸收，于是父亲在古脊椎动物学理论方面得以入门，为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是父亲科学生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B.Bohlin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杨钟健先生和 P.Teilhard de Chardin 去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和陕西西部考察晚新生代地层。周口店发掘事宜由父亲负责。就是在这一年，周口店发掘取得可喜成绩，在12月2日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1934年父亲在《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若从山顶望下去，见猿人洞洞口之深，及峭立的绝壁，已有些令我们害怕。其实这都是我们一寸一尺的移去，土和石都是我们一筐一筐的抬出，现在看来猿人洞很深很大(最近更因雨水冲积及悬崖落石，不能下去了)，当我们初开的时候，只是仅能容人的小孔，并且一部尚为砂土所填满，仅有一个薄隙。当洞口方露出的时候，我们不知深浅，于是我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腰上用绳子系好了，上边用许多人拉着绳子。我觉得我既负这开掘的责任，就应当身先士卒，正如打仗一样，当官若退缩不前，最好这样仗不必打，打也必败。我下去之后，见洞内化石非常之多，高兴极了。那时已到十一月底，天气冷了，应当停工了，然我决定再继续几天。这正与古诗中所云：‘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想不到，我们开掘猿人洞的第二天，在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时余，竞自发见了猿人头骨。我的运气真好！猿人头骨一半在松土中，一半在硬土中，那时天色已晚，若加细工作起来，我怕到晚上也掘不出来。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棍撬出。结果呢，头骨一部被震动而破碎了；这样结果，已使我很后悔，然已悔之不及但是这个机会，却使我知道中国猿人头骨的厚度，我们现在的人，头骨比较很薄，而猿人头骨异常的厚。若说猿人是人，真冤枉！从这一点看来，他真不像人。”

1930年父亲因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而获得中国科学社授予的金质奖章。抱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父亲在周口店继续进行艰苦细致的发掘工作，开展清山找界(找猿人洞南界)，又发现了山顶洞遗址。在发掘下洞中，父亲至少找到了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7件（现存4件)。

1931年夏、秋两季发掘鸽子堂时，在石英Ⅱ层54㎡的堆积物中，找到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它岩石作的石器。父亲认为这是中国猿人的制品，但也有人因对其人工痕迹不易辨认而认为是自然碎石。在那时，持不同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是以前这样的石片国内没有发现过，而且与教科书上讲的有差别，二是由于原料材质差，其上的打击痕迹比起燧石上的打击痕迹确实难以辩认。面对不同认识，父亲自己进行了打击石英的试验，模拟了制作这样的石英片的方法，并打出了与鸽子堂石英Ⅱ层出土的石英片相似的标本。虽经试验对比研究，仍难说服部分同事。为解决周口店是否存在石器，在P.Teilhard de Chardin 的建议下，翁文灏先生邀请法国史前学家、当时的旧石器考古学权威学者H.Breuil教授来华访问。1931年秋，H.Breuil来华，访问了周口店，观察了父亲从周口店第1地点堆积中所采的石制品，不仅充分肯定其人工性质，并且对父亲将试验与研究结合起来大加赞许，执意带父亲到法国深造，翁文灏先生答应，一旦父亲能从周口店工作脱身，即派他赴法。

由于石制品得到权威学者的首肯，父亲关于周口店第1地点石制品研究的论文“周口店下更新统洞穴含人化石堆积中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石器之发现”在这一年的《地质学会会志》第2期上发表同时，D.Black发表了中国猿人用火研究的结果。

这篇论文的发表无论在周口店研究史上乃至中国旧石器研究史上，还是在父亲的学术活动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意味着父亲正式步入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行列。它是中国人独立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结束了此前这门学科在中国境内的研究工作基本上由外国人来做的局面，标志着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进入新的时代；更重要的是由于父亲的一系列研究工作，使学术界承认中国猿人不仅是会制造石器的古人类，而且还懂得用火。由于其头骨形态很像爪哇猿人，因此，解决了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确立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猿人阶段的存在。揭开了古人类学研究史的新一页。后来父亲在回忆当年在周口店的工作时说过，当年在周口店发掘猿人化石，是勇气和责任感，而搞石器是要砸饭碗的。

由于对周口店第1地点的性质在认识期发生质变，即由人类古生物化石地点转变为地点由原仅有1处增加至6处，除第4地点当时未发掘外，其它地点(第3、第13、第15地点和山顶洞人遗址)均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珍贵的科学资料，初步建立起旧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文化序列，使周口店成为研究者向往的地方此外，父亲几经交涉，用4900元从煤灰厂主那里买下龙骨山，使遗址附近地形、地貌及遗址本身得以保护。为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父亲还依靠工人，土法制造，实现了发掘工作的机械化，使工效提高30多倍。在周口店停工期间，他和杨钟健先生等一起，考察洛阳西安的第四纪地质、仰韶文化遗址以及江南山洞中的堆积，均得到了良好的结果，还发现了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遗物。从而拓宽了研究领域，触及整个史前期，初次涉猎第四纪地质(非生物地层学的第四纪地层学研究)。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兢兢业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专著和科普史章。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顾不上家，家中所有的事都由母亲操持。

1935年10月父亲到法国巴黎师从HBreuil，抱着“绝不给中国人丢脸”的信念，勤学旨读，用两年的时间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时，带回许多石器标本，除HBreuil赠送的一些外，大部分是自己花钱买的。回国途中，1937年7月路经莫斯科参加“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之后从陆路到达海参崴，原本打算乘船回国，但正赶上“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淞沪会战，海路走不通，不得不重返莫斯科，然后转道德国柏林、意大利那不勒斯，再乘船回国。回到北京时已是11月。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中断。特别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周口店发掘出来的全部北京猿人化石，包括最珍贵的5个头盖骨化石，在从协和医院准备转运到美国的过程中，在外国人的手中弄得下落不明，造成令人痛心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疑案。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就竭尽全力去寻找，解放以后也曾多次寻找各种线索，直到晚年仍念念不忘此事，但始终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直到解放以后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父亲一直希望再从自己手中找到中国猿人化石，于1966年对周口店第1地点又进行发掘，为了探索中国猿人文化发展，选择了顶部原Locus H地作为发掘区。5月4日和5日先后发现了一块枕骨和两块额骨，巧合的是竟然与1934年发现的属于同一个个体。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了。父亲对周口店的工作有深厚的感情，后来虽然自己不能亲自参加发掘工作，但对周口店依然充满希望。1979年纪念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50周年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来到家里采访父亲，他说：“由于党对科学工作的重视和全体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北京猿人化石的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还有许多研究工作等待着我们去做，周口店的发掘研究工作，也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在继续挖掘中。也许以后在新的发掘地点，会有更大的收获，使北京猿遗址为世界人类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始终热爱自己的事业

解放后父亲在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工作，除了完成本职的行政工作以外，为配合当时蓬勃发展的基本建设中考古发掘的需要，1952~1955年先后组织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培训班，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此外，还参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发现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持资阳人地点的发掘工作。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年底，父亲又回到自己热爱的事业中来，“有如重返家园之感”。他给自己规定“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研究人类化石的最重要的中心”和“培养干部”两项任务。此后，父亲不断参加野外工作，1954年参与了丁村遗址的发掘，1955年和1956年两次到广西柳州开展巨猿的调查，1956年还带领学生到扎赉诺尔考察。那些年父亲出差跑野外，总是穿劳动布的工作服，背一个大帆布背包。记得从扎赉诺尔回来后父亲曾说起，在满洲里上火车时，国际列车的苏联列车员看他穿着破旧的工作服而不让上车的趣事。

记得是1961年下半年，组织上曾安排父亲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脱产学习，以后就准备到九三学社专职从事社会活动。父亲虽然对这样的安排有想法，但还是服从了。当时给我一个书目，要我按照书目去买学习时用的书。等到各种书基本上已经买齐的时候，又传来消息说中国科学院的主要负责同志不同意让这样的科学家专职去搞社会活动，还是应该留在研究所搞科研。之后不久，196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在古人类研究领域开展学术争鸣的报道，副标题中用了“各持己见”(第二天又发更正改为“各抒己见”)。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下班后总要在研究所继续工作，到晚上8点多钟乘44路公共汽车末班车才回家。后来知道，当时是在写《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以及学术上争鸣的文章。可惜不久后爆发“文革”，这部已经基本完成的手稿也就下落不明了。

父亲热爱自己的事业，曾多次说过：“搞我们这一行的，不到野外现场，等于白活。”父亲去过很多地方，有的地方不通火车、汽车，就步行或者骑毛驴、骆驼去。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父亲都能吃得下，睡得着。据与父亲一同出过差的同事讲，跑野外时，一天工作之后，回到老乡家里，上炕盘腿就吃饭，从来不挑剔；躺到炕上就能睡着并打起呼噜来；到野外发掘时经常会有一群小孩围着看热闹，父亲从来不嫌烦，有时还和孩子们说笑。记得1970年父亲去湖北建始一带考察回来，那时是“文革”当中，父亲刚刚恢复工作不久，回来后我问父亲那边怎么样，父亲说：“是挺苦的，有的年轻人都快要受不了了，可我还行，没有觉得怎么样。”父亲始终把能跑野外，搞发掘视为快乐。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精神焕发。1978年召开科学大会，父亲说“要把75岁当57岁来过。”在随后将近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干劲十足，先后去了河北阳原泥河湾、内蒙古扎资诺尔、江西庐山、山西大同和贵州普定等许多地方。

晚年

父亲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自己从来不注重什么养生之道，但到了晚年，疾病就找上门来了：1980年2月底，父亲突然左脚趾疼痛难忍，经检查确诊是下肢出现血栓，住进阜外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中西医精心治疗，康复出院。父亲住院期间刚巧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也是下肢出现血栓，但铁托总统只能截肢，父亲对此十分感慨，认为我们的中医中药真是了不起。能够正常行走之后不久，父亲去内蒙古，9月份又应邀到日本讲学。

1981年2月19日下午，外面下着雪，室内的温度也比较低，父亲在家里看《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的英文摘要稿，边看边改。母亲先问父亲冷不冷，后来再进房间时，看到父亲侧身靠在椅子里，话也说不清了。当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尉传英同志忙着联系，赶紧请中关村医院的医生来家里看，初步诊断是脑血栓。第二天一早送到人民医院，确诊是脑血栓，当即留下住院，住进一间有十多位病人的大病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来医院探视时，感到这里的条件对治疗很不方便，于是连夜向方毅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汇报，方毅同志做了批示，请卫生部部长协助安排。2月21日一早父亲就转院住进北京医院。待病情稳定后，一天父亲让人打电话叫母亲来医院，找主治大夫要求出院，问他为什么着急出院，父亲说要去安徽和县。这是因为当时在和县发现了猿人头骨化石。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将近半年，出院后走动时仍然需要有人搀扶，可是整天还是惦记要到研究所去，要到安徽和县去，要到内蒙古的扎赉诺尔去。

脑血栓后遗症使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1981年10月底，由于感冒和肺炎，以军人家属的身份(我的哥哥裴端在海军工作)住进海军医院。这次只住院两个星期就出院了。

1982年8月16日，父亲给在成都工作的外甥女写信：“我的病，似乎就这样下去。北京医院说九号神经有了毛病，说话不便利，其它部分又有毛病，现在只好静养。大概9月份我去柳州，大约去一个月。今年去满洲里没有时间了。”

8月26日，父亲突然发起高烧，研究所派车把父亲又送进海军医院，经医院全力抢救，病情才稍趋稳定，当时正值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毅同志抽时间亲自到医院探视，要求医院尽全力救治。但终因年老体衰，病情不断恶化，于9月18日与世长辞。

结束语

时间过得真快，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但过去的许多事好像还是几天前发生的，历历在目。在这里首先要说一件事：由于近年来报刊上经常有关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报道，其中某些报道几经转载，与事实有些出入，经张森水先生的努力，父亲所著原来第一次记载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1934年写成，当年以《地质专报》第七号印行)在2001年得以重版。

父亲为祖国、为科学事业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至今人们还时常提起。近20年来，在古人类学、第四纪研究等领域都有很大发展，取得许多重大成果，已有专家学者撰文论述。

在这方面我是外行，不能说什么，不过我想以下的几件事是可以告慰父亲的：

20世纪70年代末，乘汽车去周口店，早晨从城里出发，下午就能从周口店返回城里，父亲对此十分感慨，说过去骑毛驴要走两天，坐火车或者乘长途汽车也要花费一天的时间而现在走高速公路，只用一个多小时就能从北京城到周口店，来往交通十分方便，这对今后的发掘、科研，以及参观游览，都是十分有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7年12月把周口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与故宫、长城等一起成为中国第一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点之一。之后，周口店还被评为新北京16景之一；被选为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这是因为“中国猿人头骨化石的发现，继之发现其文化，从而解决了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猿人阶段的存在。迄今为止，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猿人化石之多，石制品数量之大和用火遗迹之丰富，是世界上同时代遗址难以与其相比的；在龙骨山如此小的范围内找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的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因此，周口店一直被视为古人类学和人类早期文化的“圣地”。

2001年，父亲最后一部著作《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与张森水合著）获得第一届郭沫若历史学荣誉奖，能够与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以及其它几部名著并列，这也是对父亲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

文章来源自《芦笛》文学季刊2010冬之卷

来源 | 丰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