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前因、后果、详细过程」解析

#专解明朝疑难杂症，土木堡之变

本来想分成几篇来说的，昨天弄好第一篇也没看，标题字都打错了。算了，也不分了，直接弄成一篇算了，还可以串联起来。（本文共两万余字，一次看不完的可以收藏在看，前面一部分是昨天发过的，看过的可以直接往下翻）

下面内容是综合史料和几位大神写的整个过程，每一步我也有核实，还有涉及到【专解明朝疑难杂症】内容的部分详解。

【老关】的反常识版土木堡之变，从根上就已经站不住脚了，他故事的大前提也都是错的，前面在「专解明朝疑难杂症」土木堡之变1这里讲过。

关于瓦剌部分，从蒙古的北元灭亡，一直发展到瓦剌也先时期的整个过程，我也根据网上资料总结了一下，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文章链接：瓦剌也先的来龙去脉

还有关于叶宗留、邓茂七之反的整个过程：「专解明朝疑难杂症」闽浙叶宗留、邓茂七之乱

土木堡之变前

北元被明朝打成了鞑靼，而后也先一阵穷追猛打，基本被消灭然后统一了蒙古高原，同时也降服了哈密、沙洲、兀良哈、女真等，现在他唯一的敌人，就剩下了大明王朝。

也先膨胀起来之后，就想试试明朝的斤两，毕竟老在草原上喝风也不太好，还是内地舒服一些。于是早在正统八年左右时候，也先就已经开始准备入侵明朝，到正统九年秋，边境上“北虏计议待我使臣回日，即携其家属，于堆塔出晃忽儿槐地面，潜住分兵两路入寇。脱脱卜花王率兀良哈东侵，也先率哈密知院西入”的传言已经传到了明朝。只是当时兀良哈还未被完全征服，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没有动手。

正统八年被害的刘球，就是建言反对麓川之战建议加强北方边守，得到王振的记恨，从而被杀。我们现在来看，刘球当时建议重视北方是对的，如果按照他的设想，土木堡之变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但反对麓川之战就功过两说了，因为明朝时期的缅甸、泰国北部等地基本都一直是中国领土，也就是三宣六慰司，但如果麓川之战不出兵而草草了事，那么在正统年间三宣六慰就直接不存在了，所以，古人的思想只是针对当时的，至于对错，就没那么容易判别了。

在我找三宣六慰地图的时候，又发现了个比较牛逼的地方，百度“三宣六慰”百科词条里的地图被下架了。

接着说回土木堡，当时瓦剌内部意见也没统一，所以也先没有动手，但也一直暗中准备，这种情况到了正统十二年，因为瓦剌内部发生小规模内讧，蒙古人阿儿脱台南逃至明，向明朝报告才确定下来：

迤北鞑靼阿儿脱台来归，自言居也先帐下，与平章克来苦出有衔，恐见害，故来归。因言也先谋南侵，强其主脱脱不花王，王止之曰：“吾侪服用，多资大明，彼何负于汝，而忍为此？天道不可逆，逆之必受其殃。”也先不听，言：“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又，也先尝放其所获夜不收二人归京师，非美意，实欲窥朝廷所为何如。”上命阿儿脱台为南京锦衣卫带俸所镇抚，给冠带房舍。

其实之前邝埜、罗亨信、石亨的等文武大臣都提醒过英宗，也先很可能会大举南侵。但英宗认为也先会吞并兀良哈和女真诸部，并不一定有胆子南侵，只是强调加强辽东防守，防止唇亡齿寒，却并没有制定什么对策。

因为当时明朝和瓦剌之间实力相差是非常悬殊的，也先虽然嘴上说的凶，以“大元皇帝”代言人自居，声称“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其中差距，从“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也先最想要的东西，并非土地城池，而只是财富与替代黄金家族。

蒙古高原物产稀少，“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尽管时有朝贡贸易，但明朝对于瓦剌的赏赐却越来越严苛，尤其是王振当权以后，根本就没给过蒙古好脸色，然而与之对应的却是也先越来越大的胃口，可他日益壮大的实力。

你不给，那我就抢。

但要开战，也先也需要找一个理由

当年土木堡事变之后杨善去接回英宗时，也先曾说“减少赏赐、削减马价、绝卖铁器、剪开缎匹、扣留使臣”等问题：

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缎疋一疋剪为两疋，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关防如何？ （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同样，哈铭的《正统临戎录》中也有差不多的记载：

本月内，有也先行营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说道：“你每为大道理来，不曾来作反。有我这里差去买卖回回，把我的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数内留下了。我每奏讨对象，也不肯与。我每去的使臣，做买卖的锅、鞍子等物，都不肯着买了。既两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来，把赏赐也减了。因这等，我上告天，会同脱脱不花王众头目每，将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爱马养活着。我领人马到边上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统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来。我到边上看了，大明皇帝知道我回来，打发你每回去。”众人啼哭。

从这两种史料都可以看到也先说“两家做了一家”，这样的话，而把明朝给的叫做赏赐，很明显也先是认明朝为一家的，同时也是尊明朝为大。再结合清朝时土尔扈特部渥巴锡东归，首先献给清廷的物件是明朝永乐八年敕封玉印，当时蒙古人的观念认同是怎么样，已经很明显了。

而这个土尔扈特部就是源自于也先的瓦剌，是也先死后瓦剌分裂后形成的一部分。

接着说也先列举的“减少赏赐、削减马价、绝卖铁器、剪开缎匹、扣留使臣”等问题，杨善当时也一一进行了反驳，大家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应该也都了解了，这里在给大家回顾一下：

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缘故。先次官人寄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曰，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缎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

又说买锅一节。此铁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疋，使臣去买，止与一疋，以此争闹。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

又说剪开缎疋，是回回人所为，他将一疋剪做两疋，送与官人充做裸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

有关也先入侵，史书还有一种说法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

也先求结婚，通事私许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贡马，曰：“此聘礼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益愧忿，谋寇大同。

同时郑晓《皇明北虏考》、高岱《鸿猷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叶向高《四夷考》、谈迁《国榷》、査继佐《罪惟录》等书，也都有此类记载。

关于这件事的最初记载，根据史学家考证，应该是出自时人刘定之的《否泰录》：

也先求以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仪，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姻意。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

《明英宗实录》中记载：

（景泰元年五月）壬子，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开边衅，请寘诸法。”诏下锦衣卫鞫之。

李实在《北使录》中写：

也先曰：“这事只因陈友、马清、马云小人上是非，所以动了军马，小事儿做成大事。”

上曰：“比先我出来，非为游猎私己之事，乃为天下生灵，躬率六军，征讨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王振、陈友、马清、马云所陷。……喜宁既凌迟了，陈友等不要饶他。”

也先具体的南侵原因，上述所说的几种应该是都有，从很早就开始谋划，等真正实施的时候就当时的事件找一个借口而已。

一直以来史学家都把罪责推到王振身上，说王振削减马价，挑拨是非，我觉得这就是在扣黑锅而已。

王振错在前面平定“麓川之战”和“叶宗留、邓茂七之战”太过顺利，从而蔑视蒙古，然而没想到换自己指挥作战时候由于对于军务一窍不通，实力不济而又胡乱指挥，致使遭遇大败。

但土木堡真正的责任人，就是明英宗本人。

他当时已经二十二岁，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对于战争太过儿戏，以为凑够人数就可以出征，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到蒙古获得大胜，但战争哪有那么简单，他朱祁镇终究不是朱棣。

其实不管有多少借口，就凭借他朱祁镇可以几十万大军，仅仅只准备了几天就出发，就可以说明这是个棒槌。

大战的开端

这场大战，从正统十四年六月就已经拉开帷幕，六月初八日，山西、河南等地突然传来蒙古军马大举调动的传闻。英宗立刻下令两地都司，命原本回原卫休息的下班备操军立刻开赴前线备御。

山西军马限定八月初到边，河南军马限定八月半到边《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甲子条。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人事调动和后勤储备：

六月十七日派遣驸马西宁侯宋瑛前往大同总督军马。升大同参将石亨将都督佥事为都督同知。

此时大同总兵为朱冕，监军为太监郭敬，英宗派宋瑛空降大同，显然是想让他去总揽全局的。

这时的大同和宣府严重的缺少兵力、军器、后勤、马匹，英宗看到奏报，于是又在六月三十日再次加派了四万五千人，分往大同、宣府二处。这次的人员派遣如下：

（1）大同：平乡伯陈怀、驸马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 高礼、太监林寿共三万人。

（2）宣府：都督王贵、吴克勤共一万五千人。《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戊寅条

宋瑛此人资历较老，属于勋贵集团，但他却从未独立指挥过任何一场战争，也没有任何临敌经验。而这次派的几人，除了驸马井源外，都是沙场宿将。

除了兵力外，英宗另给宣府调拨军马2423匹，大同1634匹，京营13078匹，同时，又给宣府杨洪处角弓五千张，弦一万条，箭十五万枝，碗口铜炮三百个，信炮一千个，木马子火药全旗牌各十面。《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丙寅、丁卯、辛未、丙子条

而后七月初，山西传来消息，瓦剌寇边，英宗敕令官军尽快赶到，同时为了鼓舞士气，又派御史前往宣府、独石、大同、延安、绥德、宁夏、甘肃、偏头关、辽东、蓟州、永平、山海等处，赏赉军士每人银一两。《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己卯、庚辰条。

（我认为这里给的每人一两银子是为了鼓舞士气，而不是为了清点人数）

但兵备废弛已久的情况下，还是屡屡出现各种情况，连续几天内，户部接连上奏各边缺少草料口粮，军方也急着要求调配马匹。

辛巳（七月初三），户部奏：“大同宣府缺少草料”。

己丑（七月十一），户部奏：“口外添调军马，用度不敷。”

同日，太保成国公朱勇奏：“官军缺骑操马4787匹，兵部请勘其实。”上曰：“不必勘，其速关给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情况紧急，连给与马匹物料都已经到了不必勘验，要多少给多少的地步，那么前面赏军士一人一两银子，鼓舞士气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猫儿庄之战

英宗这边忙于调度的时候，也先人马于七月一日开始入侵了。（《否泰录》记为七月初八。【老关】此人一直引用《否泰录》的史料，为什么对这类内容全都不予理睬？）

瓦剌此次入边，大军共分四路：也先、伯颜帖木儿等领中军主力，攻大同。七月十一日，便打下了大同外围的重镇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分管东路的大同左参将吴浩战死；知院阿剌攻宣府，围赤城；大汗脱脱不花带兵三万人攻辽东；另遣别部攻甘肃。

《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乙酉条说：“达贼三万余人入境”。同月辛丑条，根据坐探的消息又说“脱脱不花王领一万达子去劫广宁”，则很有可能总兵力是三万，脱脱不花自领的主力是一万。瓦剌四路大军，除了这一路有明确人数外，其余三路均无人数。

阳和之战

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今山西阳高西北）。

在此的监军太监郭敬身为王振嫡系，地位超然，又在大同多年，因此实际上他是这里的最高指挥。但此人无才无德，胡乱指挥，直接导致了明军“师无纪律，全军覆败”。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逃回大同城，郭敬躲在草丛中，侥幸生还。《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

也先军队锐不可挡，塞外城堡，接连失陷。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则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

但英宗不听，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五日内出兵讨伐也先。

宋瑛一军战败后，由驸马井源、平乡伯陈怀、都督毛福寿等率领的三万人马和也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役。

根据《否泰录》记载，在英宗亲征出居庸关到宣府后，前方传来的消息是“井源败报踵至”。

《北使录》记载，英宗到达大同后，命令平乡伯陈怀“领军与虏出战，败绩”。

有理由相信，此时与明军交战的军队，已非也先主力，因为此时瓦剌大军已引还至塞外。杨铭《正统临戎录》中明确有“有也先到边，将大同等处人马杀抢回来，又于八月复领人马犯边”的记载，而其余史料，如当事人李贤《古穰杂录》，也记载了“寇亦开避待我深入”。

也就是说，也先听闻英宗亲征后的第一时间，是要暂避锋芒，短暂的撤出了大同。

以上是大同方向，瓦剌是四面来敌，说一下另外三路的情况。

辽东

辽东此时的最高官员是巡抚王翱和辽东总兵曹义。王翱是一代名臣，号称“正直刚方”、“名德老成”；曹义“无赫赫功，然能谨守边陲”。

但接下来的表现，却一塌糊涂。

仅供辽东的是蒙古名义上的大汗，脱脱不花。七月中旬，攻下了辽东镇静堡（今辽宁黑山县西北），守将赵忠战死《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戊戌条。然后迅速在七月二十日兵临辽东巡抚的驻节之地广宁（今辽宁北镇县）。

《国朝列卿记》：

是年八月（应为七月），胡虏也先犯师，分其丑类数万寇广宁，时翱方坐教场给赏军士，且戒约三军，分布将帅，为御虏计。不意虏骑前锋卒然突至，我军大溃，翱亟归坐城下，收拾散卒，众稍集。彼众我寡，度不可敌，乃下令坚壁固垒。间有谓城不可守以惑众者，翱怒勒剑示众曰：“敢为异谋者斩！”徐俟虏怠，选精锐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蹑其后，或冲击其左右。贼不得息，且所掠辎重既多，不久遂遁去。

朝鲜方面的史料：

八月戊申，通事李裕德自辽东先驰报云：“臣谒都司王大人言，西有声息甚急，外郎谢本曰：‘今七月二十日，达达也先兵马夜入长城。广宁总兵官不知贼人，出校场散银于军士。也先兵马直来，总兵官与军士奔入城内，闭门自守。也先兵马围城三重，虏军卒一千，马八千匹。’又自广宁至辽东站路，人马夺掠殆尽。先骑至辽东西门，臣亦狼狈出来。”是日夜二鼓，报至，即召廷臣议两界隄备之事。

己未，通事金自安到辽东，先遣人驰报云：“臣见东宁卫人朴镇，问声息，答云：‘达达围广宁，三日不拔，解围退屯于十里之地。’又东宁卫指挥高洪镇旅顺口子，闻达达声息，即率所领军驰入辽东城。守门者误以为达达兵来，颠倒闭门。初，达达来毁广宁等处长墻四十余里，守埤者走报，监军总兵官等皆曰‘妄也’，杖其人而囚之。再报亦如之。又至再三，皆不信，略不守备。达达果突入，掳人畜不可胜计。达达执高丽及女真人，则曰：‘汝等本皆予种也’，使辫发，令效其衣冠。若执汉人，皆割鼻耳。东宁卫人曰：‘我等本是高丽人。中国之乱如此，欲投义州，但不识许入否。’”

从朝鲜方面的记述看，当敌军入侵的军报传到总兵处时，总兵等人竟然毫不置信，也未作一点防备，这才导致了这一场大败。虽然王翱能保住广宁，但也仅能做到坚壁清野而已，更不要说总兵曹义身为当地最高武将，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幸好脱脱不花志不在此，略一深入便即退出。这一仗，《明史·曹义传》不载；《明史稿·曹义传》仅写“义不能御”；《国朝献徵录·卷9》，刘定之撰《丰润伯曹公义墓志铭》中写“正统己巳，与虏战辽河，摧其前锋，旋师至广平，山东川洲虏复踵至，回骑击破之，升左都督。”说的是本年二三月间和兀良哈的战斗，不是这一战。

甘肃

瓦剌入侵甘肃的将领不明。

马文升《抚安东夷记》中说“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脱脱卜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

王琼《北虏事迹》中记“正统十四年，北虏阿渠寇陕西”，待考。

当时甘肃巡抚为马昂，总兵为任礼。对于这次战斗，《明史·任礼传》称“礼遣裨将御之，再战再败，失士马万计。”

而马昂的墓志铭则稍见粉饰，称：

己巳，北虏寇甘州，乃令人畜悉入城堡，简精锐，选骑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虏闻遁去。

明实录记述此战相对详细：

先是虏寇陕西镇夷，总兵官宁远伯任礼、太监刘永诚遣左参将都督王喜，奉御阮和、福保，都指挥马驯、谷聪、蓝成、王祥等击之，喜违礼节制，败于临水堡西，和、聪俱死镇守，肃州卫都指挥胡麒来援，亦死于是。礼等益兵，属右参将都指挥刘震等，于两山口截杀虏。方渡河，猝遇之，指挥阎震战死。刘震惧，收军，虏追之，震急趋墩匿焉。援兵至，震得脱，人畜为虏所杀掠者万余。诏杖喜一百，谪戍甘肃，保、祥等俱记罪，震置不问。巡按御史刘文言：“礼、永诚等既知喜败逗遛不援，震怯懦，其罪同，请俱治之。”诏宥礼、永诚罪，震责死状，还职。

除了七八月份的这一战，到了九十月间，瓦剌的兵锋还未停止，不断有小股人马蹂躏甘肃沿边。统计这一战损失的人马粮草，则是“肃州卫屯田俱被达贼食践，烧毁无收，军士缺食”、“被杀掠人一千三百有奇，驼马牛羊一万三千有奇。”作为惩处，景帝以年老为借口，将总兵任礼调回京师。

虽然瓦剌在辽东、甘肃两翼都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由于这两路都不是主力，且相对而言各自为战，对全局并无太大的影响。在明军，亦不过是损失一些人马牛羊，并没有丢失城池、陷落要塞，虽是惨败，却无关宏旨。

宣府

瓦剌攻击宣府的主力是知院阿剌。

刘定之《否泰录》称“盖瓦剌国政皆也先专之，其兵最多；普花虽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可知阿剌乃是瓦剌次于也先和脱脱不花的第三号人物。

《英宗实录》八月乙亥条“达贼万余围龙门城，云是阿剌知院遣我等来讲和”云云，可知阿剌的军队大约在一万人上下。就是这一支人数不多，主帅不强的军队，却几乎成了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土木堡当日扼守住水源的，就是此人，由于缺水，也直接导致了明军在土木堡的大败。

阿剌最先入侵的地方，是宣府最北的要塞独石和马营。自宣德年间开平旧城弃后，独石马营已成为明境最北端，此地如一个突出的犄角，深入大漠，堪称宣府一镇的咽喉要地。

杨洪

此地多年来一直是杨洪的所在，杨洪任职宣府参将时，曾驻节独石十余年，继任宣府总兵后，又让自己的爱子杨俊守备马营。（在这里略提一下，杨俊守卫的独石马营丢失，杨洪包庇自己儿子，没有将这一重要消息上报英宗，所以大军被蒙古军队前后包抄，直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的发生，这也就是日后英宗复辟后杀杨俊的主要原因，至于杨洪杨俊策划土木堡一事，看看乐呵一下就得了，上面《否泰录》和《北使录》都有引用也先寇边的资料，而你们的关千户全都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六月以来，边报日急，独石马营多年以来的虚弱才直接呈现了出来。六月二十五，独石守备赵玫上疏请求增兵，说：

独石、马营、云州、赤城、雕鹗等七堡，止有军马七千分守，地广兵少，乞于腹里量拨官军，带领火器，前来训练备用。《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癸酉条

独石七堡，几乎已便是宣府北路所有的驻兵之地，而七千人，已占了当时整个宣府军力的一半多。战事紧迫，英宗已无暇理会他的增兵要求，更无处调兵给他，只得说“腹里官军不必调，但令玫等整饬，见在官军堤备，遇有贼寇即报杨洪，令互为应援。”这种鸵鸟式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宣府北路的士气不振。

七月十一，瓦剌四路大军入侵，阿剌直接将第一个目标对准了马营堡（今张家口市赤城县马营乡）。《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记载马营的地形：“马营迤西咸属平旷，独石孤城应援难及，虽层峦叠嶂若可足恃，虏一渝盟，长驱突入，直坦途耳。”

果然，马营堡猝然遇敌，毫无还手之能。四日后，即英宗亲征出发的前一天，明朝接到了杨洪的军报，称“达贼围马营已三日，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大约就在本日前后，驻守此地的杨俊弃城而逃。阿剌迅速攻占马营后，继续进攻马营东南的云州堡（今赤城县云州乡），永宁守备孙刚、监军太监谷春带兵来援，又败，二人自杀殉国，云州沦陷。此战极为惨烈，全城死义者九十余人，景泰间叶盛总督独石军务后曾有文祭之。

马营的不战而逃和云州的惨遭屠戮，使其余各堡的守将无不惊恐万分，竟然出现了接连十余座城池的将领不战而逃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了整个宣府北路、以及东路的一部分全部成了空虚无守之地！

大家可以看到，明军弃城逃跑事件，是发生在土木堡之变前，而不是他口中所说的也先带英宗去进攻北京的路上，时间线严重颠倒，这简直是故意混搅是非。

史料全文我发一下：

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九月初一日），朔，巡抚大同宣府副都御史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瑄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傚，乞正其罪，以为边将不忠之戒。

说的是赤城堡、雕鹗堡的守将在七月时就弃城而逃，以致怀来、永宁等卫的守将也闻风而逃，大有全线溃败瓦解之势。

镇守居庸关都指挥金事孙斌上奏了怀来、隆庆、龙门卫等处边将带着家小弃城逃跑的事情：

正统十四年八月丁卯（八月二十日），镇守居庸关都指挥佥事孙斌奏：守备怀来署都指挥佥事康能及怀来、隆庆、龙门卫指挥千百户易谦等各领军余挈家弃城来本关避贼，请治其罪。

王令谕责能等宥其死罪，就领军在居庸关协斌守备。

注意，这两封奏疏之所以放在八月、九月的条目下，不是因为八九月间弃城，而是奏折是在八九月间上奏的。

这里再重点发一遍：王令谕责能等宥其死罪，就领军在居庸关协斌守备。

弃城是重罪，但要看情况，事实上这些将领而后都参与了北京保卫战，并将功补过了。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杨洪之子杨俊该不该杀。对于杨俊等人弃独石，于谦和叶盛都有评议。

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等奏：“......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之，虽不救土木之危，以解君父之难，然足以为京师及居庸之应援，接大同等处之声势，今宣府、居庸兵将俱无是弃之也......”

叶盛言：“今日之事，边关为急。往者独石、马营不弃，则六师何以陷土木？”

事实上，宣府军方面，除了老将杨洪坚守以外，大多闻风而逃。

杨俊当时的逃跑后果是最严重的，但分析了当时情况以后你会得出结论，杨俊当时如果不跑，只有死路一条，对于当时的兵力部署我前面也找到了资料，忘了存在哪里，回头重新写一篇。

首先跟风逃跑的，应是独石（今赤城县独石口镇）、赤城（今赤城县）和雕鹗（今赤城县雕鹗镇）三堡守将。根据事后罗亨信的弹劾，他们在七月内便已弃城逃窜了《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戊寅条。随后，则应是龙门卫（今赤城县龙关镇）、龙门所（又叫李家庄、东庄，今赤城县龙门所镇）、长安岭（今张家口市怀来县王家楼镇长安岭乡）等稍微靠南的城堡，这便是所谓的“口外八城”。这些城堡是抵挡胡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向北直接面对蒙古的兵锋，一旦被弃，从宣府到怀来一线的“腹里”地方，便门户大开，全然暴露在敌人的锋芒之下，成为了胡虏来去纵横之地。因此明朝在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对此八城的丢失无不痛心疾首：

于谦说：“曩自逆虏犯边，俊望风奔溃，将独石永宁等十一城并弃之，遂使边境萧然，守备荡尽，虏寇往来如在无人之境，闻者无不痛恨。”

叶盛说：“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观，边关不可不固也。”

除了这八座边城被丢弃外，第二波“效仿”蜂拥而逃的，则是一批相对较为靠内的卫所关城，包括宣府东路的永宁卫（今延庆县永宁镇）、隆庆州（今延庆县）、怀来卫（在今官厅水库淹没区下）、保安州（今涿鹿县）和在保定府境内的紫荆关。当然宣府北路的第一道防线的崩溃后，它们便也成了直接和敌人相接触的前线地带。这些城池兵马不多，又因为处于内地，常年疏于训练，大变一起，毫无斗志，军民纷纷席卷而逃，有的逃到了昌平、有的逃到了居庸关，还有的甚至逃到了山东境内。

这些城池中，又尤以怀来城的被弃最引人注目。李新峰在《土木之变志疑》一文中便提出，“明军至土木堡，实因怀来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扎营。正是由于阿剌知院军截断明军归路，才造成瓦剌军主力追及并合围明军。”

李新峰认为，正是因为独石马营陷落，导致阿剌从北路一路深入，才造成怀来失守，并随即占领桑干河南切断明军水源。因此于谦、叶盛才会用十分严厉的口气述说独石马营陷落对整个土木之变的影响。

【英宗出征】

从七月十一日英宗决定亲征，到七月十六日正式率军离京，期间准备的时间只有五天。一通忙乱后，七月十六日，在告祭过天地后，英宗正式出征，当天夜宿京郊唐家岭（今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十七日，到达昌平的龙虎台。当晚军中忽然炸营，闹到第二天天亮才渐渐安稳下来。英宗不得不原地停留一日，宣布军行纪律。

至于这个炸营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搞明白，有阴谋论患者现在也拿着这个说事，等我闹明白了再说吧，这里不做解释。

十九日，大军过居庸关，兵部尚书邝埜首劝驻跸，说：“此兵内犯，一边将力足以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英宗不听。

驻跸原因是老臣们都反对亲征，而不是什么要通风报信，如果这些老臣都与前线将领勾结在一起了，国家那得乱成什么样？明朝文官尤其是内阁，勾结边将那是死罪，夏言当年就是此罪论斩的。

邝埜年纪大了，骑马时不慎摔伤了腿，旁人请他原地休息等候医治，邝埜坚决不从，仍是勉强跟上了亲征队伍。

二十日，过榆林站（今延庆康庄），辽东战报传来，脱脱不花攻克镇静堡，守将赵忠战死。英宗对他进行了一番表彰后继续前行。

二十一日过怀来。

二十二日至雷家站（今怀来新保安镇）。

二十三日至宣府。此时天气开始恶化，连日风雨，阴云惨淡。大臣们连章请求驻跸，英宗全然不理会，王振则干脆命令这些“扰乱军心”的大臣到最前方去略阵。辛丑 车驾至宣府风雨大至边报益急扈从群臣复交章请驻跸王振怒俱令略阵

二十四日，大军过鸡鸣山。风雨更大，所有人都惶惶不安。邝埜、王佐再次向王振建议驻跸，王振狐假虎威，竟命二人罚跪草中。成国公朱勇要和王振说话，也必须膝行跪白。就连王振的死党钦天监正彭德清也向他权奸，说：“虏势如此，不可复前，倘有疏虞，陷天子于草莽。”而王振早已无路可退，只能硬着头皮大骂彭德清说：“设若有此，亦天命也！”

大概就在此日前后，英宗见到了镇守宣府的杨洪，并命令杨洪随军同行。焦竑《国朝献徵录·卷10》，陈循《昌平伯进侯追封頴国公谥武襄杨公洪墓碑铭》：“十四年秋，虏众大举入寇，车驾亲征至沙岭，公入朝见，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阳和、开山二口。公进至栲栳山，生擒贼虏则不丁等三人，□获被掠人马以献。驾还，命公为殿，寻命还守宣府。贼以精兵来攻，公出连战败之，贼不敢近。”

此段史料，历来不被史家重视。日本学者荷见守义《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载《史学集刊》1999年第1期，p17-20）一文中，根据《李朝实录》中的史料，与杨洪的墓志铭向对照，认为其中某些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被夸大了而已。

此时独石马营早已丢失，杨俊也早已逃回，杨洪却只字未向英宗提起。而此时随行官军中，也有不少人愤恨王振胡乱指挥，企图采用非常手段干掉王振，强行逼迫英宗回銮。吏部郎中李贤便是其中的一员：

明日，当过鸡鸣山，众皆惧，无不叹息怨恨者。予不胜其怒，与三五御史约，谓：“今 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无不切齿于振，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于驾前，数其奸雄误国之罪，即遣将领兵诣大同，而驾可回也。”欲谋于英国公，不得间，竟行，人人自危。

这件事，还有些史料记在大学士曹鼐名下。事实上，很可能他们都是一起参与谋划的。只是英国公张辅老迈怕事，不敢承担风险，此事便只得流产。后人黄景昉在论及此事时便感叹“安得陈玄礼再生为快”黄景昉《国史唯疑·卷3》。只是杀掉王振容易，可想要在政变之后稳定大局便难了，万一全军哗变，后果同样不可设想。

此时全军已渐渐开始缺粮，将士们饥不择食，竟将沿途田地中的粮食抢掠一空。之后几日，全军由万全峪（今张家口市左卫镇）、怀安卫（今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怀安城镇）、天城（今山西天镇县）一路向西，在二十八日到达阳和。之前也先和宋瑛的那一场大战虽然已经过去半个月了，然而尸骨仍然枕藉草原，无人收敛。茫茫荒原之上，只见伏尸满野，所有人的恐惧惶惑之心就更盛了《明英宗实录·卷180》正统十四年七月丙午条。

英宗命之前一路跟随自己的杨洪在阳和镇守，全军继续前进。八月初一，明军正式到达大同。

从北京到大同，今日走京藏高速和京大高速，全程大约350公里，明军走了14日，平均每日在25公里左右。这个速度对一般的军队行进来说，属于正常范围。因此可知，虽然明军军心不稳、粮食缺乏，但整体的气势、阵型等并未散乱，一切都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此时也先大军早已退去，英宗和王振没能打成仗，心里十分不服，还打算再继续北行。然而从阳和战场逃回的监军太监郭敬却告诉王振，瓦剌厉害，前行恐有危险，决不能再走了。英宗和王振也终于软了下来，开始商议回銮之事。

首先是大同城防的重新布置。原总兵朱冕已死，这个空缺便由广宁伯刘安补上，并命都督佥事的郭登作为参将，辅佐刘安。石亨作为败军之将，被撤去一切职务，军前效力。

大军回銮

从大同回北京的路有两条，一是北路，即原路返回，走阳和、天镇、万全左卫、宣府、怀来，入居庸关。一是南路，走阳原、蔚县入紫荆关，由京南的易县、良乡回京。这两条路一南一北，最大的不同在于，北路靠近边境，在宣府北路至今战况不明的情况下，更容易受到敌人来自侧面的攻击。

按照传统的说法，乃是王振本欲引英宗幸老家蔚州，因此执意要走南路。然而行了一段路后（一说40里），又担心大军过境践踏他家乡田里的庄稼，于是又转而改走北线。然而对比实录所记载的每日驻跸的地名，便知并不确切。

首先按照实录的记载，从八月初三至八月初七的驻跸之处，依次为双寨儿（初三）、滴滴水（初四）、洪州方城（初五）、白登（初六）、怀安城西（初七）。《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条。其中，八月初四次滴滴水，《国榷·卷27》、《国朝列卿记·卷10》作滴水崖，《国朝献徵录·卷38·兵部尚书赠少保邝忠肃公埜传》作滴水岩。按，山西境内，的确也有叫做“滴水崖”的地名，即今广灵县蕉山乡滴水崖村。若按照初四日至广灵境内理解，和整体路线也不矛盾，都是明军在走了一日北路后，转而改道向南。

这些地名，大部分仍然存活在今日的燕赵大地上，一一都可以考据清楚。对比今日的地名，他们依次是：

双寨儿：今山西阳高县狮子屯乡东双寨村、西双寨村（旧属天镇县）；

滴滴水：今山西阳高县下深井乡滴滴水村；

洪州方城：即顺圣川西城，今河北张家口市阳原县；

白登：今山西市阳高县大白登镇；

怀安：今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怀安城镇。

如果把这些地名在地图上串联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英宗回銮时，最初仍打算走北路，因此八月初三那日急行军近60公里，来到位阳高县和天镇县交界处的的双寨儿。由于杨铭《正统临戎录》中记载：“有也先到边，将大同等处人马杀抢回来，又于八月复领人马犯边”，李实的《北使录》中也有“直至大同，命平乡伯领军与虏出战，败绩”的记载，证明当时很可能确实有小规模的战役发生。很有可能因为英宗是听到了也先又将卷土重来的消息，或干脆就是因为陈怀的战败，心中害怕，才加快了行军速度，希望尽快回京。

在阳和境内，英宗见到了在此驻扎的杨洪。杨洪将之前在栲栳山（在大同东）抓住的三个“贼虏”和一些被夺回的人马献上。英宗很是高兴，命杨洪随军殿后，后又改变主意，命杨洪直接回宣府镇守。

然而到了第二日（初四），明军却没有按照既定的北路路线继续向东前进，而是突然掉头向西行了近20公里，回到了阳和西部的滴滴水村。这一日明军为何突然转向，史料没有说明。但如果将第三日（初五）明军到达阳原县与之联合起来看，便可以猜到，这其实是为全军改道南路做准备。

考察史料，更改南路之议，并不完全在于王振企图衣锦还乡，而应是由大同参将郭登正式提出的。他通过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向英宗建言，由于北路战况不明，风险系数较大，还是走南路入紫荆关较为稳妥张廷玉《明史·郭登传》。这件事应发生在八月初三明军到达双寨后。但是由于《明英宗实录》中含糊记载，将王振忽而欲走南路，忽而欲走北路的记载，统统放在八月庚戌（初三）条“次双寨儿”条下，使得读者对整个线路的行进产生了混乱。

从双寨改道南路，最简便的路线当然是直接南下，取道阳原县。但是笔者查看了当地的地形图，发现如果直接从双寨南下到阳原，需要翻越六棱山脉，大雨过后山路泥泞不便，难以行军。而如果前进到天镇县再南下，同样有大山阻隔。因此，明军不得不用了一天的时间，倒退至地势相对平缓的滴滴水村，再向南下行军，并于初五日到达了阳原。

阳和卫周边地形图

到达阳原后，若明军要按照郭登的建议继续走南路，就应该继续向东南方前进，横穿蔚县，到达紫荆关后口。然而明军没有这样行军，却又突然掉头奔回了阳高县方向，并于初六日回到了阳高县的大白登镇。这件事，即是《实录》八月初三条下所称的“（王振）始欲邀驾幸其第，既而又恐损其乡土禾稼，复转从宣府行。”

关于这件事，首先要廓清一个概念。李新峰《土木之战志疑》中认为，当时时近中秋，北方田野不可能再有庄稼。但是考察《明英宗实录》卷183正统十四年九月辛巳（初五）条有“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奏：……贼兵尚在，往来游骑各处搜掠田禾，不得收成，牛羊不得牧放，粮食将尽，薪刍无遗，犹悬待解，犹饥待哺。”此在农历九月初。由此可见，农历八月初北方田中有禾稼，并非稀奇之事。

《殊域周咨录·卷18·鞑靼》中这样记载：

大同副总兵郭登请学士曹鼐、张益，谓车驾宜从紫荆关入，可以避虏。鼐、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荆，人情大安。行四十里，忽折而东。盖振闻辎重被虏所遮，乃麾军复由故道耳。

这则史料，却说王振是因为听说“辎重被虏所遮”，才改道走北路的，这可不可信呢？应该说有一定的可能。因此此时也先已有卷土重来之势，完全有可能派出前锋轻骑袭扰明军后方的粮道。要知道，紫荆关一路虽然因为深入内地，较为安全，但实际上此地关卡岔路众多，历来号称难守，兵马又因少历战阵而较为疲软，这一点从也先十月间二次入寇时，轻易便打破紫荆关便可为证。英宗和王振可能是考虑到万一敌军追摄而上，紫荆关不足以抵抗也先大军，反倒是宣府雄关大镇，兵马精良，杨洪多年老将，足以抵抗外侮，又重新返回了北路，取道阳和、怀安、沙岭，往宣府进军。

由于明军迂回奔走，大幅度延误了行军时间，瓦剌主力已迅速跟上。也先之弟伯颜帖木儿率前锋，一直从后追蹑明军至宣府。镇守宣府的杨洪可能与之交战了数场，但显然未取得胜利，决不至于如《墓志铭》中吹嘘的那般“贼以精兵来攻，公出连战败之，贼不敢近。”而是紧闭大门，龟缩不出，于是伯颜帖木儿得以迅速向东行进。

八月十三日，明军已到达宣府以东的雷家站（有的史书直接作鸡鸣山，其实两地相隔不远）。在这里，英宗收到了宣府传来的瓦剌大军来袭的军报。不懂军事的英宗和王振没有选择快马加鞭入居庸关脱离险地，而是选择了原地驻扎，并派遣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军迎战。这一战明军军力不明，战斗地点应在宣府以北或北偏西（即鹞儿岭以西）。

战斗十分惨烈，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吴氏兄弟壮烈殉国。

土木之变，克忠与其弟都督克勤、子瑾为后拒，寇突至，骤战不胜。敌兵据山上，飞矢石如雨，官军死伤略尽。克忠下马射，矢竭，犹杀数人，与克勤俱殁于阵。张廷玉《明史·吴允诚传附吴克忠传》

本日傍晚，吴氏兄弟的败报传到雷家站，英宗仍然企图从军事上找回场子，于是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四万人正面迎敌。关于鹞儿岭一战明军的人数，有3万、4万、5万三种说法。此处根据实录，取4万。

朱勇有勇无谋，误入鹞儿岭（今怀来县新保安镇西北四十里）敌人设下的圈套，一时伏兵四起，朱、薛二人亦双双战死。

关于这两战，各家史书的记述大致吻合，也不存在太大的疑问。八月十四日，明军从雷家站继续前进，于当天下午两三点钟（时未晡）到达了土木堡。现在，就让我们对此地的地理做一个细致的分析：

（1）基本情况：土木，又名统墓，在元代时处于大都（北京）前往上都（开平）的交通要道上。永乐间太宗北征，第四、第五两次，全都曾在此地驻跸。许多史书上都城土木堡初建于永乐初，但实际上当地并无建筑。与其类似的还有土木堡周边的东八里堡和西八里堡，号称建于洪武间，但其实也并无堡垒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因此，从宣府到怀来（旧怀来县在今官厅水库底下），其间近60公里，无一座城堡，人马来去，纵横自由。这种无险可守的状况，也引起过许多有心人的关注。正统十年，宣大巡抚罗亨信曾在奏疏中这样建议：

宣府至怀来几二百里其间空阔，别无城壁，而保安卫乃在鸡鸣山南二十里，阻隔大河，美峪千户所又在卫南六十里，其地洼下，难于筑城。乞于驿路沙城西、雷家店东，移保安卫及美峪所合为一城，而保安州就附其间，诚为便利。《明英宗实录·卷132》正统十年八月甲辰条

按，罗疏的内容，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景泰二年才真正实现，即明廷吸取土木之变的教训，将桑干河南岸的保安卫（今涿鹿县），改设到雷家站，成为了今日怀来县的新保安镇，而原本的保安州则以旧保安代称。

（2）和周边要塞的关系：《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中这样记载土木堡周围的地势：“（土木堡）适当长安岭、红站口之冲，虏逾北路，直射本堡，此必争之要地也。”这些话正是针对土木之变的切中肯綮之言。土木堡距离怀来城大约10公里，往北约15公里就是麻峪口堡，再往北就是长安岭堡。这两处堡垒堪称是宣府北路的南大门。麻峪口，即今怀来县王家楼乡麻峪口村，“当北路龙门卫之南户也，虏若犯龙门、许羊二冲，必由此堡”。长安岭，即今怀来县王家楼乡长安岭村，“东西跨岭，屹处其阿，中通线道，旁径多险，……诚居庸关一重关也。”穿过长安岭的一线山路往北，便正对着宣府北路的雕鹗、龙门二卫，再往北便是独石、马营。

可以说，独石→雕鹗→长安岭→土木堡，这是一条南北贯通的要道。看似土木堡深处腹里，十分安全，然而一旦宣府北路有失，则土木堡以北的屏障便全然不复，土木堡本身，也将暴露在敌锋之下。

土木堡之变八月十四日下午明军扎营土木堡

从八月十四日下午明军扎营土木堡，到第二日中午全军覆没，传统的记述是这样的：

辛酉，车驾次土木。先是，每夕驻跸，必预遣司设监太监吴亮相度地势，至是振以军失利惭恚，即止于土木。地高无水，掘井二丈余亦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为虏所据，绝水终日，人马饥渴。虏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挥郭懋力拒之，终夜虏兵益增。

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中官惟喜宁随行，振等皆死。

关于这一场土木之变看似千头万绪，其实需要弄清楚只有一个，即在八月十四日下午进入怀来城，究竟可不可能？

首先，关于大军未能进入怀来城，传统的说法是：“日尚未晡，去怀来二十里，欲入保怀来城，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留待之。”言下之意，是明军本可以进入怀来，但因为王振私心作怪，突然停止行军，才使大军被困在土木堡上。这种说法一度非常兴盛，但现在看来，根本经不起细细推敲。土木堡距离怀来卫20里，这几乎是明军正常行军速度下一天的路程。从下午两三点钟到五六点钟天黑，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全部入城。而关于王振有“千余辆”辎重之事，出于刘定之的《否泰录》，而《实录》和当事人李贤的《天顺日录》中都不载，是真有其事还事后泼脏水，也难以定论。因此，传统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漏洞的。

而当下还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就是李新峰在《土木之变志疑》中的推论：即怀来已经失守。李氏的推论，来源于《实录》中的这几条史料：

八月丁卯（二十），镇守居庸关都指挥佥事孙斌奏，守备怀来署都指挥佥事康能，及怀来、隆庆、龙门卫指挥千百户易谦等，各领军余，挈家弃城，来本关避贼，请治其罪。王令谕责能等，宥其死罪，就领军在居庸关协斌守备。

九月戊寅（初一），巡抚大同宣府副都御史罗亨信，劾守备赤城堡指挥郑谦、徐福，雕鹗堡指挥姚瑄先于七月内，闻贼入境，弃城挈家奔走，以致怀来、永宁等卫亦行仿傚，乞正其罪，以为边将不 忠之戒。从之。

九月乙酉（初八），万全都司都指挥佥事黄宁，奉御阮葵，先以守备永宁，闻达贼犯边，弃城不守，坐斩，遇赦，俱宥死。宁降为事官立功，葵发南海子种菜。

十一月癸巳（十七），虏之初入寇也，守备怀来署都指挥康能、指挥使易谦、温海，指挥佥事范澄，守备永宁城署都指挥佥事黄宁，指挥使周隆、张斌，守备保安城指挥使李宝，指挥佥事曹宗玘、焦玘，守备长安岭关署都指挥佥事鲁瑄，指挥佥事陈锳，俱率家众遁走。右副都御史罗亨信案举其罪，能、宁得宥，瑄为右副都御史罗通举以立功，玘亡不知处，法司论宝弃城为首斩，谦、海、澄、隆、斌、宗玘、锳等从徒。至是遇赦，皆免罪，降为事官，送武清侯石亨处自效。

这些史料真实地再现了土木之变后宣府北路和东路的空虚的情况，在前文已有论述。但其中除了明确赤城、雕鹗二堡是在七月内被弃的，其余宣府东路的城池，诸如隆庆、永宁、怀来、保安州等，都未写出将领逃跑的明确日期。笔者翻阅嘉靖《宣府镇志》、乾隆《宣化府志》、光绪《怀来县志》、康熙《保安州志》、嘉靖《隆庆志》、乾隆《延庆卫志》等地方志，都未看见诸城明确有“失守”、“陷落”之类的字眼。那么，我们便需要反省一下，《实录》中所说的“弃城”，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

按照李新峰的逻辑，如果明军是因为怀来的“失守”才无法入城的，那么怀来一定是被蒙古人占领了。否则即使守城官员全逃跑了，甚至城市变成了一座空城，明军也完全可以入城。因为只要稍加布防，这座城市又会重新落入己方手中。

但是实际上，怀来也好、隆庆、永宁、保安州也好，都没有被蒙古人占领过。当时《明英宗实录·卷182》正统十四年九月庚辰（初三）条这样描述宣府东路的情况：“永宁等卫，隆庆等州，军民惊疑，越关散住昌平县”。很显然，这是在本地的守军逃跑之后，普通百姓也加入了逃亡的大军。这里面看不出一点儿城市被蒙古人占领的痕迹。乃至后来所谓的“口外八城”，也仅仅是被己方守城将官放弃，而非“沦陷”落入敌手。因为当叶盛在景泰三年赴独石总督军务时，就看见独石等卫，因土木之变所遗弃的粮草多达99万石，还一直存留在当地的仓库之中叶盛《叶文庄公奏议·边奏存稿·卷1》。如果这些城市落入蒙古人手中，这些粮草岂能平安留到景泰年间？

现在，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不论怀来等城的守将是什么时候弃城逃跑的，这些城市都从来没有落入蒙古人手中过。因此，怀来守将是否逃跑，城市是否“被弃”，对于明军能否进入怀来城，并无任何影响。（这也可能就是这些弃城的将领事后并没有受到严厉处罚的原因吧）

既然怀来没有失守，那么这也不会是导致土木之变的关键原因。那么，土木之变的发生，究竟是基于什么因素的呢？正统十四年年底，翰林侍讲倪谦奉命出使朝鲜，在《李朝实录》，便记载了倪谦对于本次事变的定性论断：

乃是“贼挠绝我军，前不得进，后不得退，遂令车驾误陷”。查看当日实录的记录，这些话是可以得到一一印证的。

八月十四日，当明军到达土木堡时，堡南的桑干河已经被瓦剌占领。李新峰认为，前一天瓦剌也先的主力还在桑干河北岸、新保安之北的鹞儿岭，第二天是不可能到达桑干河南的，因此他认为，占领此河的是因宣府北路诸城弃守后，一路直冲南下而来的知院阿剌一路。但事实上，以也先主力骑兵的飙发电举，要在一夜之间从鹞儿岭越过桑干河、来到土木堡东南，完全是有可能的。期间蒙古军队所要经过的城池，只有保安州一处，而此城守军早就噤若寒蝉，是绝不敢从中拦截的。而对于阿剌来说，此时麻峪口尚在明军手中，此关八月十四日夜才失守，他是无论如何到不了桑干河的。

但是也先的这一支军队，只能做到断绝明军的水源，还构不成对明军的包围圈，使其“前不得进，后不得退”。构成包围圈的关键，在于另一支“分道自土木旁近麻峪口入”的军队。查看麻峪口附近的地形，此地陷于口北群山之中，东西向无路可通宣府，唯有南北一道，经长安岭堡，直通雕鹗堡。因此，瓦剌的攻势，肯定是由北向南（若是由南向北，也就不存在明军守将郭懋在此抵挡一整夜的情况了）。换句话说，这一支从麻峪口来的瓦剌军队，只能是通过雕鹗堡、长安岭堡，冲向麻峪口的。而雕鹗堡、长安岭堡的守军，早就在七月内逃得一干二净。瓦剌从此南下，毫无阻碍，唯有麻峪口守将郭懋未逃，然而也只能苦苦支持一夜而已。而一支是雕鹗堡而来的瓦剌军队，很可能是先前从宣府北路进攻的阿剌一路。这也就是叶盛口中所说的“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的缘故。

《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二十八）条记载阿剌通过龙门卫向明朝求和，明军的监军宦官陈公便曾问阿剌的使者：“可说与阿剌知院，尔是好人，素向我朝廷，我皇帝厚加赏赉，未曾相负，今奈何兴兵留驾，毒害生灵？”似乎陈公明确知道阿剌参与了“兴兵留驾”之事，而不是泛泛之谈，此条可作一旁证。当然，说从麻峪口来的是阿剌，并无充足的证明。但因宣府北路早已空虚，即使是也先本部，从长城外侧的老营分兵，于宣府北路的西侧越过长城，经龙门、雕鹗南下，也完全做得到。

因此当明军在八月十四日下午到达土木堡时，周围的情况其实是这样的：前方怀来城还有20里路（近一天的路程）；南侧有也先主力占据桑干河南，已切断了水源；北侧有阿剌在猛攻麻峪口，随时可能破关而入。在这样南北包围的情况下，不懂军事的王振早已吓破了胆，只知道龟缩在土木堡不敢有丝毫动作。而当兵部尚书邝埜提出“请车驾疾驱入关，严兵为殿”这一冒险举措时，王振也下不了决断之心，只能大骂邝埜“腐儒安知兵事”。

张廷玉《明史·邝埜传》。事实上，邝埜的建议也是非常冒险的。此时瓦剌的包围圈已基本形成，而明军之中，有过实战经验的将领已在前几战中几乎全部阵亡，仅靠文官和勋贵子弟，谁也无法保证，在黑夜逐渐降临时，明军能护送英宗越过瓦剌的包围圈，进入怀来城乃至居庸关。当然，让轻骑护送英宗入关，乃是最后的搏命之举；若留在土木堡，那只能是原地等死。

土木堡是个高地，《菽园杂记》中说，陆容本人曾调查过此地地理，当地人说：“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涩，至此适涸”。怀来当地的地下水情况如何不可考，但太宗北征既能两次在此驻扎，想必水源应是有的。因而明军断水，也算倒霉。至十五日清晨，在瓦剌的猛攻一夜后，麻峪口陷落，瓦剌对明军的南北合围正式形成。

但瓦剌并没有马上发起进攻，而是派出使者来到明营请和。英宗欣喜若狂，立刻命大学士曹鼐草诏，让使臣火吉、马亮带去瓦剌营中，瓦剌便作势后退，让出桑干河。王振见状忙命令抬营就水，被惊恐、口渴折磨了一夜的士兵疯狂冲向河边，一时之间毫无秩序，阵脚大乱，“回旋之间，行列己乱，争先奔迸，势莫能止。”刘定之《否泰录》，瓦剌趁机四面包抄而上。明军毫无斗志，“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李贤《古穰杂录摘抄》瓦剌四面冲杀，“虏骑蹂阵而入，奋长矛以击我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众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杨铭《正统临戎录》

混乱中，英宗带着亲兵企图骑马突围，但根本冲不出混乱的包围圈，只得下马“蟠膝面向南坐”，并迅速被瓦剌俘虏。其余文武大臣，如张辅、邝埜、王佐、曹鼐等人，也都死在乱军之中。而罪魁祸首王振，也在混战之中被杀，也有说他是被英宗的护卫樊忠被瓜棰棰死的谈迁《国榷·卷27》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整一场大战，在瓦剌人的刀下变成了一场大溃散。大部分人被杀散。李贤在《古穰杂录》中说“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这应是可以取信的死伤数字。

对于土木之变，还有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就是宣府总兵杨洪在这次事变中的表现。杨洪镇守宣府，土木之变时未出一兵一卒相救，关于这件事，首先，需要考实的是当时宣府镇的兵力。考察《明英宗实录》中关于宣大地区军数的有这几条记载：

（1）正统四年十一月丁卯（卷61），命给大同宣府守备官军64553人衣鞋。初，上以大同宣府极冷，军士辛勤，敕总兵官武进伯朱冕、都督谭广等具军数以闻。至是奏来，遂有是命，仍遣佥都御史丁璇督送给之。

（2）正统九年五月庚申（卷116），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等奏：“……今本处军马止有24600余人，……请以大同原调步军2400人往山西行都司屯田者，仍旧遣回，选其半为马队。更于山西河南操备步军内选1500人为马队，赴京领马，分中东西三路操练，庶军威大振，战守无虞。”从之。

（3）正统十二年九月丁巳（卷158），宣府总兵官左都督杨洪言边备五事：“一，宣府操备哨守等项马步官军止13500余人，城堡关隘一十四处，内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新开口堡、野狐岭关，最为要害，其余白羊口等六堡，实非要地，乞归并以便戍守。……”

史料（1）中说，宣大总操备军为64553人，这应是正统后的军籍原额。

万历《大明会典·卷130》记载宣府镇军力“原额”为151452人，但这个数字其实是隆庆间“覆定经制”所定之额（详见梁淼泰《明代“九边”的军数》，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p147-157）。而嘉靖《宣府镇志》记载洪武间宣府镇军力“原额”为126395人，这个数字则相对准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也在不断减少。叶盛《水东日记·卷34》中记载成化间宣府的军数原额为60666人，与正统四年的数字出入不大，可见，这个数目应是可以取信的。

因为考虑到是发放衣鞋，有利可图，按照军中惯例，上报的数目自然是存在的空额。结合史料（2）大同操备军原有24600人，加上调回的山西屯田军2400人和山西河南操备军1500人，总人数28500人。史料（3）宣府兵力为13500人，则宣大两府实际操备军数为42000人，大约占原额的三分之二，这个数字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叶盛《水东日记·卷22》中对京营缺额的记录，五府加锦衣等卫军额3258173，实有1624509；其中五府军额2964056，实有1464638；锦衣等卫军额294117，实有159871，缺额率基本都在40%-50%上下。宣府边军只有三分之一的缺额，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因此，我们认为《英宗实录》正统十二年对宣府军力的记载是可以取信的。

这些军数，还要除掉在宣府北路的7000人，因而实际上镇城和其他各路的军马只有6500人。而土木之变中瓦剌主力的军数，根据《否泰录》的记载，应在2万人左右。对于杨洪来说，这一点人马，当然是大大弱于瓦剌的。如果贸然出击，胜负还在两可之间。杨洪老谋深算，决不打无把握之仗，按兵不动，保存实力，也在情理之中。而杨洪在边境和瓦剌一直有馈赠往来，当杨俊弃城逃回时，杨洪也选择了包庇，便可知他在内心深处，对于瓦剌仍有一份因循苟且。

从大局上客观来看杨洪不出兵对大局的影响，在宣府北路、东路都已被弃的情况下，一旦宣府镇城再失，则整个宣府镇都必然不保。应该说，杨洪个人主观的选择，却客观地稳定了整个宣府的局势。

最后，总结一下整个土木之变的过程。

起因：也先为了和大汗脱脱不花争夺最高权力，需要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谋求更多的财物人口，因此借口经济纠纷和外交纠纷，向明朝发动了这一场以掠夺骚扰、削弱明朝为目的的侵略战争。

出兵：瓦剌四路大军分攻辽东、宣府、大同、甘肃。其中也先率主力攻大同，在七月内于阳和战败明军后即退出边境，并于八月内再次入寇。阿剌率一万人攻宣府，镇守马营的杨俊不战而逃，导致宣府北路的防御体系全线崩溃，从雕鹗堡、龙门卫通向土木堡的一线要塞全部空虚。

亲征：英宗为了实现自己的“挞虏之志”，在王振的怂恿下，打着保卫国家社稷的旗号，极不负责任地决定进行御驾亲征。亲征的军力大约在25万人上下，于七月十六日仓促出兵。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八月初三决定回军。大同参将郭登建议大军走南路紫荆关，但王振不从，可能是出于怕大军踩了蔚县老家的庄稼，或者是因为卷土重来的瓦剌军队已截断了明军辎重，因此仍命令原路返回。

土木之变：瓦剌轻骑追赶明军，先在鹞儿岭附近接连两战消灭了明军的断后部队，随即一路绕过桑干河南岸断明军水源，一路从宣府北路直冲麻峪口，于八月十四日将明军包围在土木堡上。由于距离怀来还有一天路程，王振不敢冒险率轻骑护送英宗先行入关。而杨洪也因为兵力不足，不敢贸然出兵救援。八月十五日，瓦剌借口议和，明军放松警惕，王振下令抬营就水，明军阵型大乱，遂被瓦剌杀散，英宗遂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