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中国文化撒娇史
一、暴君和流氓的角色对转
1987年，一个流氓主义的幽灵，游荡在被严密看管的中国影坛。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主人公一个流氓轿夫，先是在高粱地里诱奸了刚出嫁的女子，而后又乘其丈夫被杀强占了掌柜的地位，而那个女人则心满意足地予以受纳。十八里红是流氓轿夫撒下的一泡尿的无意之作，经过一场戏剧性的反讽，尿(作为低贱肮脏的排泄物、甚至是男性精液的隐喻)成了美酒(人类价值体系)诞生的秘匙。
这种粪便－精液叙事，正是流氓叙事的一个夸张的变形，它要反叛一切精神性的事物，并颂扬那些肮脏的事物；另一种关于生命力的象征符码，则隐含在土匪据点里的那些被烹煮的牛头里，它和尿液的功能是同构的，那就是为草莽英雄提供原始动力；那些在风中热烈舞蹈的高粱精灵，对乡村流氓的田头野合作了盛大礼赞。越过剥皮和砍头的残酷场景，张艺谋开始了他的暴力美学的长征，它的主题歌(轿夫之歌)受到街头痞子的拥戴，中国城市一度响彻了 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嚎叫。
但是张艺谋终究不是真正的流氓。作为秦始皇嬴政的亲密同乡，他只是在进行情欲叙事和粗鄙话语的早期实验。经过十几年的伪装，以讴歌专制的《英雄》为标记，他最终卸下了流氓面具，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电影的旗手。
真正接管流行趣味并支配，是王朔小说的流氓小说。王朔的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流氓主义的反叛，而另一半则在为此作道德忏悔。尽避主题暧昧，但北京流氓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主题更加明确的小说，完成了流氓主义形象的文学塑造：精神分裂、行为恍惚无力，言语粗鄙而又聒噪，戏谑与反讽层出不穷，充满自虐和他虐倾向；玩世不恭和扭曲的道德痛苦互相交织在一起。
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国家主义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毛语，并且宣判了知识精英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精英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与流氓主义相比，精英主义是一种更加崇高意识形态，这种先天的道德优势，令其有权对流氓提出思想－道德指控。但知识精英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学者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称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指控其有严重的作伪嫌疑。而王朔则反唇相讥，嘲笑知识份子的伪崇高和伪良知。在中年精英的传统信仰和青年流氓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二、受虐的精英主义
后毛时代最初的精英主义美学文本，涌现在朦胧诗的柔软潮流里。舒婷所建构的母亲影像和顾城营造的童话影像，恰好是同一母题的两个维度，从不同的方向对母亲或父亲发出天真而痛切的召唤。他们的朦胧言辞，开启了撒娇美学的崭新时代。
舒婷的诗歌具备了撒娇美学的各种基本元素：把国家(祖国)幻化为母亲，然后以排比修辞的手法展开宏大抒情，其中充满了我(诗人的自我镜象与人民镜象的叠合)的诸多隐喻――花朵、胚芽、笑窝等等。这些细小而优美的农业时代意象，都是被用来反衬祖国的伟大性的。同时，这其间隐含着一种炽热的期待，那就是来自母亲的犒劳和奖励。这是一个文化儿童所梦寐以求的身份理想。
舒婷诗歌是一个幽怨的先导，其后，在反思文学的叙事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开始大量涌现，他们的死亡与再生(如电影《生活的颤音》)，构筑了语义微妙的寓言，暗示着新国家和新精英的复兴。
张贤亮的《牧马人》(1981)是新精英主义的范本，它旨在确立富有国家理想的知识份子形象，同时又空前热烈地在小说中展开撒娇叙事。一个被迫害得死去活来的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对母亲的热爱和坚贞。这正是当时最动人的道德母题：你弄疼了我，可我依然爱你。这种受虐伦理长期被视作真善美的重要尺度，它借助一个自虐的劳改犯的独白，发出对暴力源泉的盛大赞美。著名导演谢晋改编并拍摄了《牧马人》，对这种精英道德作了更加彻底的视觉诠释。
前政治弃儿的伤痛史，打开了道德启蒙的美妙道路。中年知识精英曾经饱尝政治风暴的电击，由此获得大量的苦难经验，并展开受虐式启蒙和施虐式救世的崇高历程。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他们的地位不断擢升，被文联(作协)主席、政协委员和某某代表的头衔所拥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人士，但他们却仍然是平民利益的代言人，占有大量良知资源，不倦地启蒙着大众的昏昧灵魂，由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的讽喻性景观。
三、犬儒化的人文精神
1989 年之后，新保守主义的呼声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回响，知识分子纷纷从现实关怀大步后撤，由大济苍生转向独善其身，由周易热跃入国学和国术 的领域。1991年《学人》创刊，成为新国学的重要据点，并开启了国学类杂志的先河。随后，《中国文化》和《东方》等相继问世，加上原有的《读书》，一种曲线关怀的声音弥漫着整个知识界，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合唱。〕
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首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学术精英转型的关键性标志。这场学术自救运动并未把知识界引向批判立场，而是引向学术皈依(和解、谈心、妥协、共识、合作、填表、契约、考核、晋级、授权和资源的分配与奖励)的主流。鉴于技术官僚领导下的国家主义和学院学术的结盟，独立民间的学术理想成了幻影。大多数学术精英行进于官僚化的康庄大道。但知识分子的表情却变得越来越暧昧、灰色和富有弹性，仿佛人人都变成了柔性反抗的话语英雄，并且都在从事体制内改造体制的伟大工程。这种学术犬儒主义令知识界的举止变得愈发可疑。
在灰色学术面具掩护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旷野上的废墟》(1993)一文，加上第二年《读书》杂志的几篇观点粗疏的对话，点燃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火焰，以表达知识分子抵抗市场自由主义和找回话语权力的信念。但这场简陋的学术纹身运动，并无太多实质性的意识形态收获，而它的某些发起人却合乎逻辑地转型为学术书记和知识长官。
大讨论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知识精英的左与右的话语分裂。其中新左派作为一种全球性左翼思潮的分支，成为九十年代在野国家主义的主要言说者。从批判当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他们展开了政治理念的全面重构，其中一些文章的风格酷似毛时代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语体，仿佛是一次毛式话语的戏剧性回声。但他们的公共言行大多仅仅指涉西方霸权，其中一些人拿着山姆大叔的护照或绿卡，大义凛然地扮演着美国的海外反对派的悲壮角色。
而在另一方面，人文英雄谱系的营造工程也变得热烈起来。重塑人文英雄，寻求更符合理想的道德样本，成为九十年代知识精英所从事的形象工程。辜鸿铭、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钱穆、钱钟书等人经过重新阐释，变成疏离主流的国学英雄。另一方面，红色知识分子李慎之、顾准、老舍、林昭、遇罗克和李九莲等，也成为沉痛的道德风范。这两个系列再现了知识精英受压－自立－反叛的悲壮命运。
这是相当复杂的欲望表达运动，渗透着各种难以言状的目的。它既传达出知识分子的正义信念，也充当了某些人的道德面具。当孙志刚案、黄静案和各种征地案曝光后，新民粹主义汇入了思想口红的谱系；为自由资本护航的经济学人，被迫面对与权力共谋的普遍指责；在清算学术腐败的名义下，方舟子式的红卫兵话语在互联网上大肆横行。所有这些都令当代思想文化格局变得暧昧不清起来。
四、正义呼声下的民族主义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先后风靡了中国。与知识分子惯用的灰色话语不同，从个人经验展开的政治叙事，令它们变得更富于阅读快感，其间流露的民族主义立场随即触发了对西方说不的话语洪流。这场运动最初受激于太平盛世的夸张图画，而后则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
民族主义无疑拥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它的所有政治语法都出自五四经典。近百年前，在国家严重积弱的时局中，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留学知识份子，被卷入了强大的民族无意识运动之中。他们的价值只有响应本土的价值召唤后才能获得认同。他们甚至羞于谈论个人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态势压抑了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健康生长，并把大多数知识份子推向了激进民族主义的道德前线。五四运动的火烧和打倒模式，也为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提供了卓越的榜样。
全球化高压下的文化自卫，乃是民族主义的重大使命。但极端化的民族主义总是拒绝多元主义立场，它热衷于用自闭排它的国粹主义去取代西方的文化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极端民族主义者都同时兼具了种族主义、大汉主义和本乡主义的多重身份。
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呼声下，以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为后盾，大批民族愤青放弃了国际公认的人类道德基准(如日内瓦公约所做出的法理约定)，转而为无辜美国平民的大规模死亡热烈叫好。911事件之后，弥漫中国的是普遍的幸灾乐祸，BBS上爆发出一片欢呼的声浪。民族主义变得日益狭隘和丧失理性，露出了非人性的失血面容。美国人杀人一定是非正义的，但杀美国人却一定是正义的。这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双重逻辑。这种逻辑还支配了对伊拉克战争等所有国际冲突的判断。
在2004年希腊奥运会上，张艺谋把民族主义推向了它的粉红色高潮。越过肤浅的中国元素(旗袍、二胡、京剧、灯笼、高跷和茉莉花歌等)，那些大腿裸露的年轻女人，向全世界放肆地兜售着本土情欲。所有观众都为此花容失色。由于这场全球性形象广告，中国民族主义丧失了最后的道德王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