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人、旅行家及探险家。据本人说他曾随父亲和叔叔通过丝绸之路到过中国，担任元朝官员。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其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他的游记让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对东西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早年

　　马可波罗具体的出生日期和地点并不是很清楚，当前的说法都只是推测。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的可能的出生地是威尼斯。有些传记作家认为，马可波罗出生在科尔丘拉岛（现属克罗地亚），但没有证据支持。使用最多的马可波罗的出生时间是大约公元1254年。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在其出生前就已经出发去做生意了。马可波罗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由姑妈和叔叔带大。曾受过很好的地理教育，学习了许多商业科目（如外国货币、估价、管理货船），但是对拉丁语所知不多。

　　第一次远航

　　其父亲和叔叔都是有名的远东贸易商人，同时也是天主教徒。两人于1255年出发向东，开始时并非想去中国。但是一路战事纷发，在1264年碰到元朝派往西方的使者，决定到中国。1266年，兄弟两人到达元大都，见到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写了一封信给教皇，托波罗兄弟带回罗马，请教皇派人到元朝，告诉元朝人关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第二次远航

　　兄弟两人回到意大利，此时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刚刚结束，第九次东征正在筹划中。他们拿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给忽必烈的回信，于1271年动身返回中国。这一次Niccol带了他的儿子马可。他们从威尼斯乘船到黑海南岸登陆，然后从陆路辗转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开平），随后又抵达大都（北京）。马可的聪明一直非常讨忽必烈喜欢，封他许多官，也派他到各地为元朝皇帝的使者。马可波罗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和见到许多比欧洲先进的文化成就。

　　据他自己说在马可波罗动身回欧洲之前，方济各会神父孟高维诺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于1291年经海路抵达中国泉州。

　　1292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委托，从泉州出发经海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到伊儿汗国成婚。忽必烈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1295年波罗一家人回到欧洲。

　　《马可波罗游记》

　　波罗一家人回到欧洲后，定居威尼斯。当地人很喜欢来听他们讲诉在东方的经历，但是大多并不相信他们说的奇人怪事。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监狱里花了几个月讲他在中国的经历给同狱的同伴听。鲁斯蒂谦写出的书是普罗旺斯语，出版之后很快翻译到其他欧洲语言。由于马可波罗在给狱友描述自己在中国等地的见闻时，老是说百万这个，百万那个，故他被人称作百万先生，而这本游记也因此被称作Il Milione（百万）。在中国、日本等地则被称为《马可波罗行记》、《东方见闻录》等。原书现已遗失，几个翻译的版本并不太一样。这本书非常流行，在当时没有印刷术的欧洲是很难得的。

　　到访中国的真实性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一直惹来重大争议。大多现代历史学家相信马可波罗确实到中国，因为他描述了远东生活的很多细节，如纸币、大运河、蒙古军、煤炭、白酒、石棉、虎，皇家邮政系统的结构。他提到中国对日本古称，是日本在西方文学里第一次出现；他描述的大都附近的一座桥也较像卢沟桥。

　　也有学者认为是马可波罗只在中东黑海遇上多名波斯商人，从其口中听说中国、蒙古帝国、日本等地的故事，实际上从未到过距离黑海数千公里之遥的远东多国。大英图书馆的中国文献部门主管弗朗西丝伍德曾在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指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从未提及过缠脚、筷子及万里长城等中国事物，中国官方文献亦无马可波罗家族与中陆有直接联系的纪录，其家族财产中甚至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物件，因此推测他根本未到过中国。

　　2011年8月，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彼得雷拉（Daniele Petrella）教授提出新证据，指出马可波罗的游记有多个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对1274年及1281年忽必烈两度进攻日本的描述，多次出现了自相矛盾及错误，并且混淆了两次进攻的细节：马可波罗称，第一次进攻的舰队离开朝鲜半岛后，在抵达日本海岸前受到台风吹袭，但是实际上舰队是在第二次进攻时遇上台风的。彼得雷拉质疑马可波罗若亲身目击事件，不可能混淆相隔七年的两件事。彼得雷拉亦指出马可波罗对蒙古舰队的描述，与考古团队在日本发现的船舰残骸不符：马可波罗称蒙古人使用五桅帆船，但是实际上船舰只有三桅帆船。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他自称献抛石机帮助攻打襄阳，献炮的是波斯的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元史和其他资料都有他们的传记引以为证。此外马可波罗多次以波斯语描述地名和物件名称，而非使用当地所使用的语言：例如他指蒙古人用称为chunam的沥青使船身防水，但chunam其实是波斯语的沥青，汉语和蒙古语中并无此词。

　　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汉学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在其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中说明：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独一无二并且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例如对他为何从未提及长城的质疑，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又如对现存的中国文献中为何找不到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质疑，傅汉思认为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傅汉思认为，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这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类似的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杨志玖教授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伊儿汗国的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合赞迎娶阔阔真时，也提到火者等使者，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护送阔阔真的使者名字一致，成为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