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的生活,乌台诗案苏轼犯事的诗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如何逃过的？
乌台诗案涉及朝政，并且有多方力量想要致苏轼于死地，但苏轼最终逃过了死刑，只是落得被贬官的下场，这样的结局原因有二，一是他本人文采出众，二是仁宗皇后的保护。
一、何谓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宋朝时期的一桩文字狱。因苏轼曾在谢恩表中，用诗文讽刺了朝政，同时也得罪了当时的政客，于是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上表弹劾苏轼，认为苏轼对朝廷有大不敬之意，宋神宗十分恼火，在多方细查之下，又查出了苏轼大量诗文中也有对朝廷的不满之意，因此，苏轼被判两年的有期徒刑，但由于御史台的强烈反对，最终，苏轼被贬黄州，他的好友也受到了牵连。
二、苏轼文采出众
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文，让皇帝非常感动，这也是他能够在监狱中得以保命的原因之一。苏轼关在监狱的时候，他的儿子苏迈每天都去监狱为他送饭，两者以送鱼为暗号，如果饭菜变成鱼，那苏轼就可能会被判死刑，而有一天，苏迈因为有事而让朋友去给苏轼送饭，恰巧那天朋友送的饭是鱼，苏轼就认为自己凶多吉少，向弟弟苏辙写下了两首诀别诗，这两首诗最终被皇帝看见，让皇帝非常感动，出于惜才的目的，并不想杀了苏轼。
三、仁宗皇后临死之前的嘱托
仁宗皇后的遗愿也保全了苏轼。苏轼在狱中之时，恰逢仁宗皇后病重，仁宗皇后在临死之前对皇帝说，苏轼是一个有才之人，他不应该被一些小人冤枉，仁宗皇后劝皇帝应该珍惜人才。仁宗皇后在皇帝心中的分量极重，所以皇帝也并没有想要杀害苏轼。最终，皇帝亲自决定把苏轼贬往黄州，算是比较轻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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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的文字狱 大文豪苏轼与北宋乌台诗案
宋神宗时的文字狱 ：北宋御史台院内，柏树苍苍，常有乌鸦在此栖居。一代文豪苏东坡被囚此地103天，几乎陷于被砍头之绝境。著名的“乌台诗案”就发生于此。
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因对王安石新法持反对态度，43岁的苏轼由徐州贬调湖州。临行，作《湖州谢上表》，在略叙自己为官毫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是例行公事之为，新党人士却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讽刺他们，反被他们偷梁换柱，以小人陷害他人之一贯技俩，借此加罪于苏轼。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更从他的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说这是在讥讽皇帝没有能力教导、监督臣属；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民间买卖私盐”之新规。 时任副相的王圭，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是在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新党借此指控苏轼“大逆不道”，非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在狱中的日子可谓凄惨至极，惶惶不可终日。审讯者常常通宵达旦对其辱骂、恫吓，从其泛泛的诗文中摘取大量字句，要其承认愚弄朝廷、毁谤国事。在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不得不作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 一件小事的发生曾使狱中的苏轼大受惊吓。湖州被捕时，苏轼曾与儿子密约，送饭时只送蔬菜和肉，非有坏消息不能送鱼。因儿子苏迈离京去别处筹钱，把送饭之事暂交与朋友，匆忙中却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的约定。巧的是这位朋友恰好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惶惶不安中在《狱中寄子由》里写下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等诗句；又给弟弟苏辙写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的诀别诗。狱吏照例按规定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神宗读到这两首诗，深受感触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特别是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亦不计前嫌，上书劝神宗：“圣朝不宜诛名士” （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其实神宗内心里也没有杀苏轼的意思，只是想杀杀他的锐气，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武装部副部长之职）。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中国这位光照千古，集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得以保全了性命。 苏轼出狱当天，便有些得意忘形，信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少年鸡”指的是贾昌。贾昌年老时告诉属下，说他在少年时曾因斗鸡而获得唐天子的宠爱，得以任宫廷弄臣和伶人，享尽荣华富贵。如此之说，要是由御史台的人检查起来，苏轼又要犯“对帝王大不敬”之罪了。
苏轼在狱中——一条鱼的故事
虽然苏轼文字功底极佳，但耐不住他性子急啊，什么破事都往诗里写，最后人家御史台收集收集罪证，竟然揪出上百首作品，受牵连者达三十九人。人证、物证具在，苏轼心里也跟明镜儿似的，当御史台一找上门来，他就知道好日子到头了。 “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据说在押送途中，苏轼曾一度想跳水自尽，可见其害怕程度，也可见他写的那些嘲讽玩意到底有多犀利。“乌台诗案”前前后后总共审理了五个月之久，苏轼也经受了五个月的牢狱之灾。到底是死罪还是活罪，谁都不知道，而在狱中的苏轼尤其煎熬，在等待最终判决的同时，苏轼之子苏迈负责每日给他送饭。
但是父子不能见面，消息不能通达，餐食只能由狱卒来回传递，所以父子之间相约定下暗号：如果结果未出，那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死罪等消息出来，那么苏迈便送鱼。一日，苏迈因事未能亲自前往，而是委托了一位亲戚去送饭，谁知这亲亲戚送的恰恰就是鱼。
狱卒一拿过去，苏轼一看，顿时泪流满面啊：这下是凶多吉少了！陷入绝望的苏轼脑海里浮过万千思绪，最终决定给弟弟苏辙留点东西，便挥笔写下了诀别诗。
《狱中寄子由》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的乌台诗案全过程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转知湖州。诗案就是苏轼到湖州任所时写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苏轼这几句牢骚话，笔下的“新进”，指的是王安石变法时被引进的一批投机钻营的“群小”。“生事”一词，已成为保守派攻击变法派的时下习惯用语。这些用语自然刺痛那些仍然窃据高位，谋取私利的“小人”。
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且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平复，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便揭开了序幕。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定等人奉旨查办，立即派太常博士皇甫遵才前往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京城，投入御史台狱。两个多月的“根勘”审理，苏轼受尽非人的折磨。御史台严刑拷打，昼夜逼供，真是“诟辱通宵不忍闻”。最后，李定等人强加给苏轼“四大罪状”，请求宋神宗处死苏轼。
宋神宗面对御史台的奏报，心里也着实犯难。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有遗嘱：除了犯叛逆谋反罪，一概不杀大臣。李定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朝野上下，舆论哗然，认为苏轼未犯叛逆罪，不该重处。更奇怪的是，新旧两派正直之士，均出面营救。由于各方面的营救和舆论压力，促使宋神宗产生宽贷苏轼，从轻发落的念头。最终，苏轼得轻判，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乌台，即御史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即御史台诗案。它兴讼于宋神宗赵顼元丰二年（1079）。苏轼是被告。原告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要求处置苏轼。
原来，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
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宋神宗在接受了何正臣、舒亶等御史们对苏轼的指控后，派遣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轼。押解至京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的监狱。何、舒等人把苏轼写的诗深文周纳、无限上纲、曲解附会，目的是欲陷彼于罪，置彼于死地。他们对苏轼诗《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的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乌台诗案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苏轼受"乌台诗案"之苦 受挫后写出最美"月光曲"
苏东坡在乌台诗案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之后生活如何？
元丰三年（1080）的春节，苏东坡是在奔赴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境内）的路上过的。本是阖家团圆的节日，他和长子苏迈却顶着冰雪往南赶。他和苏迈当然不是自愿在开年的第一天就和家人分开的，可他们却无可奈何，因为前一年苏轼不幸卷入了乌台诗案。
按现在的标尺去衡量，苏轼这样嫉恶如仇的人因为不向恶势力低头而陷入困境，着实是奸邪们太猖狂了。可是，当时的政坛就是如此。苏轼在谢恩的奏章上直言为政者无能，几乎公开地和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叫板，王安石等对号入座的人又怎么会愿意放过苏东坡呢？
元丰二年（1079）六月，一个御史弹劾苏东坡，说他在此前呈上的谢恩表中的某四句话，是在蔑视朝廷。这封弹劾奏折呈上去之后，苏东坡还安然无恙。待到数日后，当时正在御史台为官的舒亶又把苏东坡以前写的一些诗文翻出来，逐字逐句地批驳，说苏轼不仅考虑不周就乱写，还不忠于君主又胡说。时为御史中丞的李定也跑来凑热闹，“有理有据”地罗列了四条苏东坡的过失，并给了个结论：此人必须为自己的无礼付出生命的代价。
闹到这个地步，宋神宗的面前已经有了一堆弹劾苏东坡的奏章，所以他也不能再压着这件事，只得命御史台按规查办此事。可御史台是个什么地方？弹劾苏轼的奏章皆出自此。李定在得到宋神宗的指令后立马派出一个酷吏去苏东坡当时任职的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三下五除二地免去苏轼的职务，并把他押解进京。
在朝廷官吏到达湖州之前，先一步得到消息的苏东坡之弟苏子由曾派出使者告知苏东坡此事，但子由也不清楚这次朝廷传唤到底是为何事，事情有多严重，所以只是给苏东坡通了个气。而苏东坡在被捕时，虽然看到了朝廷传唤的公文，但公文写得简简单单，他也不知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数月的监禁和来年春天的贬谪。
在苏东坡带着长子前去京城的途中，他也担心过自己此次凶多吉少，怕牵连自己的朋友，因而在船行至太湖时有过投湖自尽的念头。但想到若自己一了百了，那可能祸患就要降落到子由身上，所以还是作罢。
八月进入京城后，御史台二话不说就将苏东坡关入了监狱。这一关，就关到了除夕这天。关押期间，御史们把苏轼写过的东西几乎都扒拉了个遍，一点点地在字里行间寻找苏东坡的罪证。这群御史确实查不来不少“东西”，还把当朝驸马、苏子由、张方平、司马光等人全都牵扯进来，看起来像是要把变法反对派一网打尽。不过也是因为牵扯太多，事关重大，最终的裁决权又回到了皇帝的手中。因为皇后临终时还在为苏东坡正名，宋神宗自己也相信苏轼并无谋反之心，所以苏东坡最终还是没有如御史之意命丧于此，只是被贬去黄州。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朝廷的催促声中踏上前往黄州的路。整个正月，他都奔波在路上。二月初到达黄州，他也没有什么安居之所，故而住进了当地的一座寺庙定慧院。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黄州和繁华不沾边，苏东坡在此的生活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可是在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的审讯之后，他也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意义。
这个春天，从乌台诗案之中脱身的苏东坡，在偏远的黄州走进了乡野，时而与朋友交往游玩，时而踽踽独行，沉思生命的意义。这个春天，苏东坡还和宗教结缘。
从这个春天起，苏东坡和曾经的自己好像做了一个道别。元丰四年（1081），这个年少就成名的大学者开始扛起农人才用的锄头，带上农人才戴的斗笠，在绵绵的春雨之中开始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正是在这个春天，他开始称呼自己为“东坡居士”。
黄州的贬谪生活，明明平淡无奇，但苏东坡却过得有声有色。他在这里建起自己的茅屋，也建起闻名遐迩的雪堂，更迎来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孩子，悟出了当年陶渊明享受过的隐居之趣。
可以说，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春天，于苏东坡而言是自己一生中最有韵味的春天。他在贬谪地黄州用自己的双手和别人抢不走的心境过上了神仙一般的生活。他在黄州泛青的田埂上唱自己改编过的《归去来兮辞》，在黄州融冰的湖泊之中与好友泛舟饮酒，在荠菜遍野之时把野菜摘回来做成“东坡汤”……因为一场乌台诗案，苏东坡失去了湖州的风景，但有了只有他能看见的黄州的春光。
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后来是如何躲过的？
因“乌台诗案”而被捕入狱的苏东坡后来之所以能够躲过死刑，一是仰赖诸多同僚官员的共同求情，二是得益于宋太祖曾立下的“不杀士大夫”国策。“乌台诗案”是一起发生于1079年的历史事件，苏轼在这一年被调任为湖州知州。苏轼在走马上任之后给当时的当权者神宗递交了一篇《湖州谢表》，不曾想这篇文章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北宋在仁宗即位之后便开始尝试变法，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但是新政的推行进展得并不顺利，久而久之朝中便形成了两个派别，一为变法派，另一则为守旧派。这两个派系因立场不同而政见不合，因政见不合而相互针对、打压。苏轼在这其中属于守旧派，他对神宗时期所进行的“王安石变法”很是反对，早年时期他还曾因反对变法而一再被迫离京。
有了这样一番前提之后，苏轼在《湖州谢表》中所提及的“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等字眼便给变法派官员提供了可趁之机。这些官员借此诽谤苏轼不尊皇帝，愚弄朝廷。从“王安石变法”的进行中便可看出神宗是偏向变法派的，所以向来最懂审时度势的朝堂一时间响起众多倒苏之声。在此情势之下，神宗于这一年的七月正式下令差遣御史台逮捕苏轼。因御史台也称“乌台”，是以该事件被称为“乌台诗案”。
这一时期的苏轼可谓是众矢之的，变法派官员意欲趁此机会将苏轼置于死地。守旧派对此自然不会置之不理，那些与苏轼政见一致的官员也开始接二连三地上书，为苏轼求情。作为变法主力，但是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在听闻这一事情之后也曾上书劝谏神宗。在这些人的共同求情下，再加上宋朝本就立有“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神宗最后并未下令处死苏轼。
